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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试试吧，我不好意思回绝。”我低声回答。
　　“如果试了又不买，更不好意思。”
　　“可他已经在试了。”我言不由衷地说。
　　这还是我住到这公寓后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形，这城市的上门直销浪潮在90年代初作为商品经济新气象盛行一时后，到现在己渐渐平息了。今天这事纯属偶然。
　　陌生男人大力弯腰，手持吸尘器在地毯上一遍遍地清扫，吸尘器发出不轻的噪音。天天躲到另一个房间去了，“这机器吸附性特别强，甚至可以吸出地毯上的螨虫。”男人大声说。
　　我吓了一跳，“螨虫？”
　　他干完后把一堆脏物倒在一张报纸上，我不敢细看，怕发现有虫子在蠕动。“多少钱？”我问。
　　“3500元。”他说。
　　这远远超过我的心理价位，我承认我对商品价格常识的无知。“但物有所值，等你们添了小孩，这机器的作用就更明显了。它有助于保持家庭卫生。”我沉下了脸，他居然提到“小孩”。“对不起，我们不想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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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八折的，”他坚持不懈，“一年保修，我们是正规的大公司。”
　　“谢谢，耽误你时间了。”我把门打开，他面不改色地收拾好东西，稳步走出门外，然后一回头，“您有我电话，如果改变主意，可以跟我联系。”
　　“CoCo，你什么都想试，总是给自己惹麻烦。”天天说。
　　“什么麻烦？至少他清理了一下地毯。”我吐了一口气，在书桌前坐下来。天天说我“什么都想试”，真不知道他指什么。
　　敲门声又响起来，我一把拉开门，这次是隔壁的邻居胖阿婆，她手里是一叠积留在楼下信箱里的水电煤电话账单，还有两封信。我记起来我们的信箱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去查看了，反正也没上锁。我向胖阿婆道了谢，她笑呵呵地走了。
　　这儿的街坊邻居都有种老上海人特有的热心肠。他们似乎都没什么钱，下了岗的主妇精打细算着安排日常生活，厨房的窗外挂着风干的小鱼，腌制的萝卜，不时有煤饼炉子的烟飘过来，穿绿色校服挂红领中的小孩子们玩着永不过时的枪战游戏。而老人们围在小公园的一角下象棋，打“大怪路子”，风不时吹起他们雪白的胡子。日夜交替的时光就在丑陋的工房和破败的马路上空无声无息飞过了，而对于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上海人来说，这种街区是他们最熟悉的带着种怀旧气息，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则是被排斥的，终将被取代的地方，是毫无希望的下只角，然而在这地方住久了，就能感受到一种朴素的气质，暗暗持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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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你和你母亲可以见面了。”我放下信，“10年里她居然一直没来上海看你，你也没去她那儿看她，真够奇怪的。”我看看他，他脸色不太好。“所以我不能想象你们母子见面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我不希望她来上海。”天天说着，身体向后一仰，倒在厚厚的枕头上。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空无一物的白色，可以引诱人坠入无尽的虚空里去。“母亲”这个称呼在天天曾经告诉过我的那个故事里变得蹊跷难辨，分明还带着他父亲意外死亡事件所烙上的阴影。
　　“我以前的妈妈长得像仙女，头发长长的，说话很温柔，身上总是有一股香气，手指很软很白，会织各种漂亮毛衣……这是我在10年前见到她的样子。后来，她也寄过一些照片给我，我都扔了。”天天眼睛对着天花板说。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我对那个远在西班牙的女人充满了好奇。
　　“我不认识照片上的人。”他在床上转了个身，背对着我。一种厌烦的情绪影响了他。他宁可用寄信或寄卡片的方式与她联系，不能想象有朝一日她会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那样不行，如果那样，他的某种受控着的精神防线就完蛋了，世上有千万对母子，像他们这样的不多，有一道关横在他们之间，本能的血缘之亲和温情克服不了那种猜忌，爱恨交织的这一场战争会一直延续到无法预知的故事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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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封信其中之一是从西班牙来的，我把信递给天天，“是你妈来的信。”他正躺在床上，我把信丢在他手边，他拆开来，看了几行说，“她要结婚了……另外还提到了你。”
　　我好奇地凑过去，“我可以看吗？”他点点头，我跳上床，他从背后抱住我，双手把信纸举到我面前。
　　“我的儿子，最近怎么样？上一封信你提到你现在和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你没有仔细说一说她（你的信总是那么简单，让我失望），但我猜想你很爱她，我了解你，你不会随随便便地接近一个人。那样很好吧，你终于有个人做伴了。
　　……下个月的1号我要结婚了，当然是胡安，我们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相信可以默契地长相厮守下去。这边的中餐馆依旧那么好，令人想不到的，我们正在考虑近期来上海开一家餐馆，那将是一家正宗的西班牙餐馆。我盼望和你相见的那一天。虽然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来西班牙，你对我似乎从不信任，某种不好的东西一直阻隔着我们，但时间过得那么快，10年过去了，你也已经长大了，不管怎样，你是我最心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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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封信则是由马克寄给我的，信封里装了两张请柬和他的简短附言，“那次派对上你给我很深的印象，希望可以再次见到你。”
　　我对天天扬了扬请柬，“去看画展吧，那个德国人马克果然不食言。”
　　“我不去，你一个人去吧。”天天闭上眼睛，看上去并不高兴。
　　“咦，你一向很喜欢看展览的。”我置疑道。这是实情，他经常背着相机去看各类艺术展，画展、影展、书展、雕塑展、家具展、书法展、花展、汽车展，以及各种工业器械展，在一大堆令人吃惊的作品中流连忘返，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展览参观狂。那是他窥视外部世界真面目的窗口，按精神分析师吴大维的说法，一个幽闭症患者又往往是一个偷窥爱好者。
　　“我不想去。”天天突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用一种抑制不住的讥讽说， “那个德国人总是对着别人的女朋友献殷勤吗？”
　　“哦，你这么认为吗？”我反唇相讥，这种情形真是少有，天天的眼睛一多疑就变得像蜗牛一样冰冷，让人不适，眼白多眼黑少。而我还报以粗鲁的态度可能缘于内心的虚弱，仿佛身上的某处暗疮让敏感的天天一下搔到了。
　　天天紧闭上嘴，一语不发地走进另一个房间。他的背影仿佛对我说，“别拿我当傻瓜看待，你们跳了一夜的贴面舞，接下来他又跟着我们走进过这房间。”我也闭上了嘴，一言不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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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class=p3 align=middle width="100%">八　离婚的表姐</TD></TR></TABLE><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align=middle width="100%"><TABLE cellSpacing=0 borderColorDark=#ffffff cellPadding=0 width=660 borderColorLight=#ffcc00 border=1><TR><TD width="100%">
　　　　　　　　　　我周围住着19个男人，
　　　　　　　　　　其中18个都是笨蛋，
　　　　　　　　　　剩下的那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贝西·斯密斯
</TD></TR></TABLE></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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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母都打过电话来，他们终于向我投降了，中国的父母很容易在一份儿女情面前就范。
　　电话里他们的语气竭力显得温和而不失原则，他们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麻烦，当听说没人做家务时，妈妈甚至愿意过来帮忙。我劝他们，“多关心你们自己，多出去玩玩吧，等爸爸学校放了假，就可以去外地看看风景散散心。”人生最美妙的时光可能就在中年以后，能看清脚下的路了。也能参透很多道理，我希望他们可以变得没心没肺别那样牵挂我。这样就能有很多自己的快乐。
　　在电话里妈妈还告诉我一个消息，表姐朱砂刚刚离了婚，从原先的住所搬出来，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住，就住在我家里，刚好我那张床也空着。再加上她在公司里做得也不是很开心，所以最近她的心情不太好，如果我有空，陪陪她，和她聊聊吧。
　　我微微有些吃惊。朱砂离婚了？
　　朱砂是个举止端庄的淑女，比我大4岁，从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毕业后，与同班的男同学结了婚，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商行里做事，她一直不喜欢别人以“白领丽人”这个词称呼她，她某些地方的不媚俗颇对我的胃口，虽然我们性情各异，志向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彼此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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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小时候我的父母就一直鼓励我向朱砂学习，她在年纪小小的时候就已崭露头角，手臂上别三条杠，考试成绩全校第一，唱歌、跳舞、朗诵样样都行，她的一张作天真微笑状的照片还被南京路上的上海照相馆天天地贴在玻璃橱窗上，引得不少熟人朋友同学去看。那时我很嫉妒我的这位表姐，有一次过六一节的时候我偷偷把钢笔里的蓝墨水滴在她的白色乔其纱裙子上，结果她在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表演“五朵小花”的时候出尽洋相，一下台她就气哭了。谁也不知道那是我干的，看到她难过的样子一开始我想笑，可后来我也有些难过起来。其实她平时对我蛮好的，教我做算术，分棒棒糖给我吃，过马路时总拉着我的手。
　　渐渐地，我们都长大了，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我还记得她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复旦读书。那一天本来阳光灿烂，当新人在丁香花园的草地上拍录像留念的时候，天上突降大雨，朱砂披着被淋湿的婚纱的样子特别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她脸上那氤氲的微笑，湿的黑的鬈发，白色的被雨粘上一丝颓败气息的纱裙，一切仿佛有种奇怪的脆弱的难以言传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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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丈夫李明伟是她的同班同学，也是系里的学生会主席。他高大白皙，戴一副银边眼镜，在德国领事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到他们结婚的时候他已在一家德国商会做一份金融快报的编辑。他不善言辞，但彬彬有礼，嘴角总挂着安静而冷淡的笑纹。我曾经以为有那样的表情的男人虽然不适合做情人，但很适合做丈夫。
　　想不到她这么突然地离了婚，又为这个城市高居不下的离婚率增加了一个小数点。
　　我跟表姐朱砂通了个电话，她的声音果然带着十分明显的阴郁，手机的效果也不十分好，听上去像在沙沙地下冷雨。我问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她说在出租车上，等一下就要到温莎堡了。那是一个很受白领女性钟爱的女子健身中心。
　　“你来吗？”她问我，“可以一起做体操。”
　　我想了一想，“不，我不做体操，不过我可以跟你说说话。”
　　穿过一个走道，在一个房间里有一群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紧身服，在一个俄罗斯教练的指挥下扮“小天鹅”跳业余芭蕾。在另一个房间，在一堆器械中我看到我的表姐在汗涔涔地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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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身段一直都很好，现在则略微偏瘦。嗨，她扬扬手。
　　“每天都来这里吗？”我问。
　　“对，特别是最近。”她边跑边说。
　　“小心健美过度，浑身硬邦邦的，这比离婚还可怕。”我开玩笑。
　　她不说话，很快地跑步，脸上都是汗。
　　“停下来歇歇吧，别晃来晃去了，我看了都头晕。”我说。
　　她递给我一瓶水，自己也开了一瓶。我们坐在一边的台阶上，她仔细地看了我一眼， “你越来越漂亮，小时候不好看的女孩大了都好看。”她试图说俏皮话。
　　“有爱情的女孩就好看。”我说，“你跟李明伟到底怎么回事？听说他后来居然虐待你。”
　　她沉默，仿佛不再想提过去的事。然后她慢慢地也很简单地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似乎是和谐而完美的。他们夫妇参加其他类似的白领coup le的社交圈，经常有沙龙或派对举办，旅游、度假、聊天、聚餐、看戏，互通有无。她和丈夫都喜欢网球，游泳这样的健身活动，还喜欢同样的歌剧喜欢同样的书。这样的生活无风无浪，有闲但不无聊，有钱但没有多到吓死人，雅皮的生活虽然不够刺激但却是人生安稳优雅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