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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把推开他，从他屁股口袋里拿出内裤穿上，整理了一下裙子，“你并没有强奸 我，没有人可以强奸我的，你不要老是说Sorry、Sorry，那很不礼貌的。”我冲他低低 地吼了一声，“我哭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难看死了，哭一哭就会舒服点，你知不知道？”
　　“不，你一点都不难看。”马克的脸上满是德国人特有的严肃表情。
　　我笑起来，“不是，我的意思是终有一天我会死得很难看。因为，我是坏女孩，上 帝不喜欢坏女孩，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自己。”
　　我说着，又哭起来。
　　“不，不，我的蜜糖，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真的，CoCo，我越来越喜欢你。” 他的眼睛里无限温柔，在厕所灯光下无限温柔又变成无限哀愁，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欲 念再次浮出来。
　　开始有人在敲门，看来是哪位女士忍无可忍了。我吓坏了，他做了个禁声的手势， 镇定地吻我，门外的脚步声走远了，我轻轻推开他，“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我们还会不小心碰到，上海很小的，你知道。”
　　我们从洗手间迅速地走出来，“我要走了。”我说着，朝门外走，他执意要开车我 送回去，我执意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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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他对一辆出租车招招手，从钱包里取出一张钱放到司机手上。我没有阻 止他这样做，我坐上车子，隔着窗对他轻轻说，“我还是不太舒服，有罪恶感。”“那 是因为我们做爱的地点不对，它事后会来影响你的情绪。”他伸脸过来吻了我一下，我 们都没提到天天，自欺欺人地不去提。
　　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有个家庭主妇在向“相伴到黎明”的热线主持人倾诉心声，丈夫 有外遇，但她不想离婚，她希望另一个女人会自动消失，她不知道怎样夺回丈夫的心。 我和司机都默不作声，城市人习惯于心不在焉地听着别人的隐私故事，没有同情心也爱 莫能助。车子开上高架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片灯火海洋，如此灿烂，如此惊人。我想象 着这一刻遍布上海各角落的灯火阑珊处有多少故事在发生着，有多少喧嚣，动荡和厮杀， 有多少难以想象的空虚、纵情，欢爱。
　　天天还没睡，他和小猫线团依偎在沙发上，手上拿着一个拍纸簿，给他那远在西班 牙的母亲写一封长长的信。我在他身边坐下，线团跑开了，他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我 心里一惊，怀疑他又嗅到了一丝陌生男人的气味。要知道马克身上还有股淡淡的狐臭， 我一直很享受这股淡淡的动物味道。
　　但天天清冷如寒水似的眼睛使我受不了，我神经质地站起来，向浴室走去。他低下 头继续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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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吧分为上下两层，穿过长长的楼梯下去，位于地下室的跳舞场正呈现一种快活 的气氛，酒精、口水、香水、人民币、肾上腺激素的气味就这样飘来飘去，百老汇式的 轻喜剧气氛，我看到我喜欢的DJ香港人Christophe Lee正在叼台上，他也看到了我，冲 我做了个鬼脸，音乐是House和Trip’Hop，都是酷毙的工业舞曲，如暗火狂烧，钝刀割 肉，越跳越高兴，越跳越爽，直跳到人间蒸发，直到大脑小脑一起震颠的地步才是最高境界。
　　周围有不少金发洋人，也有不少露着小蛮腰以一头东方瑰宝似的黑发作为招揽卖点 的中国女人，她们脸上都有种婊子似自我推销的表情，而事实上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各 类跨国公司的白领，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妇女，有些还留过洋，有私家车，做 着某个外资公司的首席代表（简称“首代”），是上海800万女性中的佼佼者，可跳起舞 来脸上都是统统暖昧的样子，真不知道她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专做跨国皮肉生意的娼妓，她们一般都蓄着惊人的长发（以供 洋鬼子压在身下性趣勃发之余惊叹东方女人的神奇毛发），一般会说基本的英语（如 “one hundred for hand job，two hundreds for blow job，threehundreds for qui ckie，five hundreds for one night．”），喜欢对着目标以性感的慢镜头舔嘴唇（可 以拍成一部热门电影，叫《中国嘴唇》，专门描述洋人在上海成千家酒吧的艳遇，艳遇 从舔嘴唇开始，各种各样的嘴唇，丰肥薄瘦，黑嘴唇、银嘴唇、红嘴唇、紫嘴唇、涂劣 质唇膏的、涂兰寇、CD唇膏的……由上海众风月女性主演的《中国嘴唇》将超过由巩俐 和杰米利·艾伦斯主演的好莱坞大片《中国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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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她说，“有一些作家在上海开笔会，其中有个稍长你几岁的女孩子，嫁 了个著名评论家后总是渴望从丈夫掉在地板上的头发中寻找灵感，非常有意思。你也许 可以和他们见一见面，这有好处。”她说了新乐路上的一家餐馆，她也会在那儿。
　　我问天天想不想和我一起去见那些作家，他装作没听见我的话。他对作家有根深蒂 固的坏印象。
　　我为挑选什么样的衣服踌躇了半天，衣橱里的衣服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一种 混淆性别，宽大，低色调，穿上像幅中世纪的油画，另一种则是紧身的带着股狐气的小 衣服，穿上后像“007”系列片里的猫女郎。我扔了枚硬币，选了后者。涂紫色唇膏和紫 色眼影，配上豹纹手袋，西方60年代的嬉皮复古装束，正在上海某些场所兴起。
　　出租车带着我晕头转向地在街道上兜来兜去，开车的司机是个刚上班没几天的新手， 一不留神又兜回了老地方，而我基本上是个路盲，一点方向感都没有，只会尖叫，我们 两人一路上把对方弄得神经兮兮的。看着计价器上的数目一下下往上跳，我威胁说， “我要投诉，”司机不说话，“因为你在损害顾客的权益。”我加重语气。
　　“好吧好吧，大不了我不收你的钱。”
　　“哎，就在这儿停吧。”我及时地叫了一声，车窗外掠过一片熟悉的灯光和大玻璃 窗，玻璃后面有不少黄头发攒动，“对了，我在这儿下车。”我临时改了主意，既然车 子怎么也开不到新乐路上的餐馆，我只好放弃和作家们的聚会。在Kenny的阴阳吧（Y.Y） 寻点开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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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叶千相处的几个月里正逢我的小说出版，我的精神处于浮躁、兴奋难捺的状态， 叶千和他带来的性，正是针对这种状态应运而生的。尽管这样的性经历难以避免地带着 某种失落某种空洞，女人的天性中总不自觉地把性与精神之爱联系得更紧一点。随着小 说集《蝴蝶的尖叫》以第一版告终，我的口袋里又听不到几个铜板作响（我原先希望这 本书会带给我一笔钱财），我们也风平浪静地分了手，不吵不闹，不伤感也不亢迸，总 之非常科学非常无害地分手。
　　天天是与我以前有过的男人都不同的类型，他是一个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的胎儿， 他的复活依赖于一种毫无杂质的爱情，他的最终死亡也与爱情脱不了干系，他不能给我 完整的性爱，我也做不到守身如玉。一切都是不可捉摸的，我的爱可能更多地来自于自 身被需要的程度，他需要我多少，我的爱应该有多少。天天如氧气如水般需要着我的存 在，我们的爱情就是一种最奇形怪状的结晶，一切来自于偶然，一切来自于笼罩在命运 上的被压抑着的细微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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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秋季节，空气里带着丝烟草或汽油般干爽的味道。
　　我的编辑在电话里问我，“手头这部新书写得怎么样了？”
　　“还好，”我说，“可能我会需要一个经纪人。”
　　“什么样的？”她好奇地问。
　　“可以帮助我实现梦想的，同时防止像上一本小说集那样不讨好的结局出现。”我说。
　　“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梦想是年轻、时髦、聪明又有野心的女人的梦想，我的新书为这样的女人而 写，还应该有个巡回全国的新书宣传派对，我穿着黑色露背装，戴着夸张的面具，地板 上铺满我的书的碎片，人们踩在这些碎片上疯狂跳舞。”
　　“天哪，”她笑起来，“你够疯狂的。”
　　“它可以实现。”我说，对她的笑不以为然，臭不可闻的文坛就像金庸笔下的武林， 有正道与邪道之分，而不少正道人士就爱做道貌岸然，口诛笔伐的事情。“去实现它只 是需要金钱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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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他就成功地对我做了一次深入而全面的认识，从乳房到脚趾，从喘息到 尖叫，从一滴小水珠到整个欲望的大海。
　　他的身体颀长优美，他的蛋蛋温暖干净，含在嘴里的时候可以领略到性爱赋予对方 的无条件信任感，他的阴茎旋转抽升的感觉像带着小鸟的翅膀，他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性 爱方式治疗了我的灰色记忆，恢复了我对待性的正常态度，甚至他仔细耐心地教我如何 分别阴蒂性高潮与阴道性高潮（曾经有一本书告诫说前者是坏的，神经质的，后者是好 的，成熟的），有好几次他总是让我同时获得这两种高潮。
　　最后他让我相信，我是个比许多女人都幸福的女人。因为据资料统计，约百分之七 十的中国女人在性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百分之十的女人一辈子一次高潮也没有。 这是一个让人惊讶不已的数字，也是推动每个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持久不衰 的内在动力之一。老弗洛伊德在100年前就说，力必多无处发泄时，它就会转变为各种社 会政治行为、战争、阴谋、运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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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们破坏了这一片草地的宁静，你们太闹大乱了。”她眉头不皱一下地说，蓝眼珠里有股冷漠而不容违抗的神情，她有一头与我外婆相似的银发，一样的皱纹，可我实在不觉得她慈祥可亲。我用中文低声跟马当娜通报老太的意思。
　　“什么？”她居然想赶我们？马当娜一听就来劲了，显然这种无理要求使她兴奋，她正是遇强不弱的那种人，喜欢挑战和争斗。
　　“告诉她，这块草地并不属于她，所以她无权提出这个要求。”我把这意思跟老太说了。
　　老太笑起来，神情仿佛在说“粗鲁的中国女人”。马当娜点上一支烟，“我们不会走的，您老人家回去歇着吧。”
　　老太似乎明白她的话，依旧用不温不火的英语说，“我的先生是美菱银行总裁，我们租下了那整座房子就是看中了这块草地，我们年纪都大了，需要好的空气和干净的环境，在上海这个城市找块像样的草地可不容易。”
　　我点点头，“是不容易，所以我们也来这儿放松一下。”老太微笑着问我，“你也租房了吗？”我点头。“租金多少？”她问，我笑着说，“这是我的私事，与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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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租金一个月25，000美金，”她一字一句地说，“这个价钱与这片草地有关，你们中国人也懂好环境可以卖大价钱，所以我请你们能尽早离开这儿。”她微笑着，但口气很强硬。的确这个价钱吓了我们一跳，不知她和她那总裁老头来头到底有多大，与这家宾馆的老板又有没有什么私谊，马当娜不愧是江湖老手，她淡淡一笑，“OK，”她说，“我们会离开，see you later。”
　　一路上大家讲起以前法租界上的一块牌子的故事，那块牌于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现在各大跨国公司金融巨头大财阀又卷土重来，无疑那股强劲的经济冲力又会带来心理上的优越和文化霸权，于是这些新新人类第一次切肤体会到民族自尊心，在这个下午认真地思考起生活中的另外一些东西。
　　晚上，马克给我打电话时，天天正在浴室。我低声说，“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这不好。”
　　他表示同意，“但怎么与你联系？”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给你打电话。”
　　“你可以装电子信箱。”他认真地建议我。
　　“好的。”我说，然后又忍不住把下午发生的事讲给他听，“如果你住在那幢房里，你会不会赶我们走？”我严肃地问，这几乎是个外交考验，有关民族自尊心。
　　“当然不会，”他说，“那样我就可以一直盯着你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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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手捂住半边脸，这对他来说太残酷了。
　　漫长的等待，治疗室的门开了，医生先走了出来，接着是天天，他低着头，没看我一眼。医生在诊断书上刷刷地写着，他对天天说，“你的生殖系统很正常，调整心理才是关键。”他建议天天参加一个医院的精神治疗小组，外加一些药物辅助治疗。
　　天天的日常生活突然地多了一项内容，每周去一趟生殖健康医疗中心，每次在那儿呆上几小时。也许使他迷恋的并不是治疗本身，而是那儿有一群与他类似的难言之隐的受害者。大家坐成一圈轮流发言，在一种默契中交换各自的痛苦，生活的压力，按照我的朋友心理医师吴大维的说法，集体受难的气氛有助于排遣个体的内心焦虑。
　　但很快地，天天对医疗中心和那个小组感到厌倦了。他与小组其中的成员一个叫李乐的年轻人产生了友谊，不时会邀请他参加我们这个圈子的活动。
　　秋天适宜于在户外聚会，我们在兴国宾馆搞了一个草地派对。周未下午的太阳懒洋洋地照在身上，风把附近的一个小医院的来苏水味带过来，让鼻子有点痒痒的，四周的景色很美，植物和建筑参差映衬着，暖烘烘的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