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cn

2
我和同学们去的地方，离上海倒是不远，江苏吴江太湖边上
的一个军垦农场。这将是走向更远的地方的出发点。更远的地方在
哪里?怎么走?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
我们先在吴江县的松陵镇落脚，据说军垦农场就在七八里路
之外，为什么不是一下子直接到军垦农场呢?这有点奇怪。
小镇上正在集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一个破旧的大仓
库里，一个脸色严肃的军人站在一个高台上报着各人的名字，口气
凌厉，与那天的逆风大雪连在一起，更觉得寒冷。报到名字的学生
知道了自己的编队，高台下有一批脸色更严肃的军人站成一横排，
让学生们根据编队排在他们身后。
这个编队，按军队体制分成连、排、班，是今后几年我们劳
动和生活的单位。编队不分原来的学校和地区，完全打乱，这使我
顷刻之间感到一种解脱。前几年在学院所受的全部窝囊气，一时化
作了云烟。我向排在我的前面和后面的陌生人打招呼，头顶传来领
队军人的喝令：“不准喧闹!肃静!”
就在这时，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这批人，是由学院的四个“革委会”领导押送来的，其
中两个是工宣队头头，两个是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四人中领头的，
就是那个工宣队“第一把手”。
他们每人披着件军大衣，这是几年来所有造反派头头的典型
装束。与正式军人不同的是，造反派穿军大衣越随便越时髦。你看
他们几个，“第一把手”虽然披着大衣却没有把衣袖套在手臂上，
而是让它们在两边晃荡着；另一个工宣队员倒是把手臂套进袖子
了，但没有扣衣扣；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王的哲学教师，把
太衣穿严实了，却又冷索索地笼起了双袖，把两只手对插在袖筒
里，像一个村头老农；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马的舞台美术系
学生，则干脆把两个大衣袖子捆扎在腰上，大衣整个成了嘟嘟囊
囊的棉裙。
记得出发之前我们在学院操场集合，他们四个就是这副样子
对我们训话的，大意是：“你们以前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会告诉部
队首长；你们今后的一举一动，我们也会知道。”训完话，播放乐
曲上路。乐曲是“第一把手”指定的，他没听说过吴江县，却知道
有个余江县，毛泽东曾为那个县写过诗。他便混在一起，决定播放
那首诗的乐曲，给我们送行，自以为这样做很政治，也很文化。但
那诗的题目是《送瘟神》，这引起了我们的哗然。“第一把手”说：
“不管是不是瘟神，由毛主席来送，就是幸福!”
这就是说，直到我们离开校门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份、名号、
祸福，都由他们这些人随口决定。但是，当我们这些幸福的瘟神一
进入松陵镇，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早注意到，他们很想去靠近军
人说些什么，军人完全不予理睬，还一再把他们当作闲杂人员赶
开。他们尴尬地偷看我们是否发现了这个情景，我们谁都发现了，
又装着没发现，好让事情继续发展。他们四个，在百无聊赖中点起
了香烟。
突然，高台上一声大吼“你们几个，把衣服穿好了!吊儿郎
当，真不像话!”全场立即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随着台上军人
的手指，集中到那四个人身上。
紧跟着“第一把手”的另一个工宣队员上前一步，扬着手
说：“我们是护送人员，我们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护送人员!”但他
讲的不是普通话而是上海话，在一个大空间中用上海话来讲这两个
句子，是连上海人也听不明白的。军人只当他是挥着香烟在狡辩，

sincn

不可能站出来。这是因为，他如果站出来，必然要牵扯到他当时确
实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样一个事实。我和他，
既无交往又无交情，他又何苦做这样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诽谤者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正
在于，他们断定一切有证人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沾染这一些早已被
他们搅浑了的远年事件。
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道德勇气。
胡锡涛先生在“文革”中确实走过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
敏感到“文革”灾难的死灰复燃。他冒着危险，拼将自己的余年站
出来了。
作为最权威的证人，他主动地发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
出自他一人的手笔，与我一字无涉。
谁都知道，当年他写作这篇文章，责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
本应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都已无法出来承担。因此，他今天的承担，
是一个“到我为止”的决绝行为，他的身后已没有退路。我几乎能
听到他的心声：把再多的罪名压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
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诬陷。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回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个交代。站在
当代的一大批诽谤者面前，他显得那么高贵。
5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
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强支付我一人每月
在学院食堂的伙食费。但是“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
可能再领了。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身份为前提，没有一个
单位敢给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体的感觉、图像和场景，用最简单的一句
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口，只是向他借得最
多。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
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
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
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为参与“炮打张春桥”而天天在
隔壁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
“文革”期间的上海，饥饿的现象并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
借了饭票的人当时一定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不可能知道，
我背后还有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大家庭，而我，那么要面
子，必定是饿了几顿才会讷讷开口。
有时，实在饿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锡涛
先生看到的那样，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
正是饥饿，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
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
影响我的前途，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下乡劳
动，养活全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
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
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摹已忙不堪言。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
多世纪以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
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这不能怪他，一
则是，他被关晕了，已经无法作出整体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
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8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
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
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现在这
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特地伸手进去摸
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子，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
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出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
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肉分离，都下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
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
出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
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
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
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
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出门一路，好人一路!”
终于到了。吴石岭的半山以上都是积雪，上林湖的边沿结了
薄冰，高地地村子里那间老屋，也正被大雪覆盖。打开冰冷的锁，
屋内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从梁间漏裂处纷纷飘入。
全村还不知道老太太回来，但邻居几个后生眼尖，先跟了进
来。他们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来!”
“桂新，灶间生火!”
三天以后，她一拐一拐，由两个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吴石岭
去上坟。脚下都是残雪，滑滑的；胸口棉袄里揣着一束香，暖暖
的。
第五章
绛红的泥水
1
下乡前的一个下午，雨中夹雪。我把自己喜爱的
一堆旧书当作废纸论斤卖了，得到三元钱，试图买一
件能在野外劳动时穿的长棉衣，走了好几家旧货店
都没有。终于在八仙桥的一家劳保剩余物资商店看
到一件，却要四元，只得空手而归。
店门口一位老太太对我说：“小后生，你已经湿
透了，大冷天，要感冒的。”抬头见我两眼发怔，就
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说过什么话。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
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
翻拘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
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
乾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
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
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
论对手求情!
其实，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因此在“文革”十
年间，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
让我感动的是，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二十
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
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好像我们从
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
’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
的时候，曾有一双无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
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这正
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
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磐，真正
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
先生，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人少菜多，他很感惊讶。我
举起酒杯说：“徐老师，这是归还三十多年前的饭票，我实在欠得
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
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本想找来所有借
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
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
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
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6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
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
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
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
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
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
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
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
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
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
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一些高干子弟组成的一个造反组织的
名称。那个组织根据当时“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外一切都可怀
疑”的思潮，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总理。这个组织被取缔后，凡是
有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过中央一时不想打倒的领导人，都会被称为
“五一六分子”。请想想当年造反派哪里知道中央的内情?他们贴大
字报，都只是道听途说，毫无材料根据。他们又喜欢闻风而动，北
京一有什么大字报，全国就会争相抄贴，结果抄贴也称犯事，大批
造反派纷纷落马。
仅就我们农场所在的江苏省而言，已到了所谓“五一六家家
有，不是亲就是友”的地步。这么多人，只因一时轻信，当时受尽
批王卜，后来也很难平反。事实上，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们曾经反
对过的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座遥远的大山，一个抽象的概念，反对
不反对，也只是政治运动中一种起哄式的猜测，要由他们来担负那
么长久的责任，很不公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少有人为他们讲
话、却非常值得同情的庞大群体，现在都已经老了。
上海各所高校的工宣队到我们农场来展开这样一场运动，我
的同情心迅速投向了自己昔日的对头——学生造反派一边。
15
那天，有人通知我，魏同文主任叫我立即到场部会议室去一
次。魏同文主任是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某团的政治部主任，专职管
理我们在农场劳动的大学生。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个农场原来所
属的二十七军已经调到内蒙古，农场改属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二
十七军也留下少部分留守人员，例如从一开始就管带我们的王延龄
股长还留在农场，做魏同文主任的副手。
我一进会议室，发现除了魏主任、王股长外，还坐着阎教导
员、王助理员、洪助理员，他们都是管农场生产的。另外还有两位
军官，现在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姓氏了。七八个军人端坐着，军容整
齐，让我不知所措。
魏主任笑着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要我坐在他身边。这些军官，
原来都把我当作“劳动模范”看，后来由于经常总结我的“管理经
验”，渐浙把我看成值得他们信任的大学生，因此彼此都很熟悉。
魏主任、王股长已经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正式入伍，成为军
人，一直留在农场管理生产，职位是助理员。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只担心爸爸的问题影响我入伍。魏主任、王股长说，这儿又不是前
线，只要不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家
庭，问题不大。这么一来二去，他们确实把我当作自己人了。
魏主任等我坐下后，指了指屋子里的其他军官，诚恳地对我
说：“我们正在开一个会，讨论上海工宣队来农场搞清队的问题。
我们不太了解地方上的事，对上海、对高校更不了解，但他们来到
这里才几天，农场的劳动秩序已经大受影响。今天他们又提出三
点：一、要成立全农场的清队指挥部，让我们这些军人也参加；
二、各连队都要成立战斗组和专案组，在揭发、批斗中物色学生
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三、每个连设一个隔离室，关押清查对象，
限制他们自由。这三点让我们为难了，这么一来，清查和隔离成
了我们军队的事了。而且，每个连队都这么搞，农场的生产任务
怎么完成?因此，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可以放开说。”
16
我说：“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清查学生造反派，作为外地军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13
农场的岁月说到底，是一种逃亡的岁月。
想用劳动来甩脱“文革”，想用田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
因此才会这样咬牙拼命，不顾死活。但是，这种用汗水浸泡的甩脱
之梦和驱逐之梦，很快就出现了裂缝。
第一条裂缝出现在六连，离场部最远的连队。
有人在一份上海的报纸上读到一篇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文章，
说巴金这样的“反共老手”现在虽然也在狠命劳动，但心中依然包
藏着复辟之心，因此不能被他的劳动表现所迷惑。这篇大批判文章
的标题是《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
巴金老人当时也被押到农村劳动去了，那么柔弱的老人家，能
挑的起两百斤的重担来吗?我想这又是造反派为了危言耸听而在故
意夸张了，好像“反共老手”还身强力壮，革命人民必须提高警
惕。但无论如何，他的劳动劲头一定很大，为的是“想用田头的艰
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和我们一样，也和他的女儿李小林一样。
对此，互相虽然隔得很远也能心照不宣。
批判者们也从这篇大批判文章中产生联想：既然父亲能够
“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那么，女儿的行动为什么不能作同样
的解释?
李小林本来就处于审查之中，这下更是被勒令停止劳动，揭
发交代父亲的“罪行”。与李小林同样被“揪”出来的还有桂未明，
剧作家杜宣先生和表演艺术家叶露茜女士的女儿，也是我的同班同
学，一个仗义而单纯的女孩子。
农场岁月的真正逆转，是几个人在堤坝上的出现。
衣着整齐，头面光鲜，提着不大的塑料包，摇摇晃晃。一些
正在堤边劳动的同学热情地打招呼，但他们只是问了问去场部的
路，爱理不理地走了。
很快就知道，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工宣队员，前来通知场部的
军人，上海又在搞“清队”，农场里好些学生是对象，他们准备驻
扎在农场展开这项运动。
三天后，上海财经学院的工宣队开来一辆吉普，把两个学生
押走了。
再过两天，上海戏剧学院的工宣队也开来一辆吉普，把已经
成为我们朋友的张秉鉴同学押走了。
一星期后，各所大学都派来了工宣队员。很多同学不能出工，
，只能在宿舍的一角写坦白交代材料了。晚上，劳动回来的同学也要
参加一些批判会。
批判会有的要以原来毕业的学校为单位召开，有的则以现在
农场的班、排召开，生活体制和劳动体制大乱。批判会要求大家挖
思想、排疑点、理线索，然后找出重点，挖出反革命小集团。据
说，这样的／J、集团很多。几天下来，大家已无心吃饭，无心劳动。
“清队”，全名叫“清理阶级队伍”，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
搞过多少次，我爸爸就是在第一次“清队”中被打倒的。这次“清
队”，听下来，主要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整学生造反派。但口头上
不会这么说，只说是挖掘“五一六分子”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反堇命小集团”。
14
这需要作一点说明。所谓“五一六分子”，好像来源于一九六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第一天说起。
那天学院的四个造反派头头受到军人训斥后很想挽回一点面
子，觉得不能遭到冷遇就半途返回，执意要把我们从小镇送到农
场。但是，通向那个尚未开出来的农场的路，是一条刚刚踩踏出来
的泥泞小道，这两天被雨雪浸泡得滑溜无比，他们几个没走出几步
已摔了好几跤，浑身污泥地站在路边对着我们傻笑。但光是站着就
又有一个滑倒了，他去拉边上两个，三个一起趴倒在地上。
那年月大学生经常下乡，都学会了走这样的路，上海的工人
却没有这样的本事，所以那两个工宣队员摔得最惨。照理我们学院
的两个造反派头头以前也下过乡，不应该这么狼狈，可惜他们今天
要摆领导架子，都穿了皮鞋，结果也就寸步难行了。
除他们之外，我们所有下乡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穿了劳动胶
因此也就相扶相持地迈步向前了，还笑着向他们挥手，就像挥
断一段历史。
这中间，要算我走得最爽利了。同学们都有点怪异地看着我
酌脚下，我才恍然大悟，此时此刻，我的全部童年正在脚下展示骄
傲。
上林湖和吴石岭，一下子出现在我背后。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妈妈没有给我鞋，而
是我的小学同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鞋，我受不了他们在雨天把小
小的赤脚插在泥塘间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脚。小孩子都受
不了诱惑和传染，结果，全班同学，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贫
富，没有一个下雨天穿过鞋，没有一个不是嬉戏泥泞的好手。而对
男生而言，有一大半连晴天也喜欢赤脚，包括我在内。
这种习惯早就遗忘，因此今天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发现幼
功未废，故技仍存，我居然能够在这么多城里人步履维艰的地方随
心所欲地搀扶这个，拉拽那个，甚至还可以奔跑、跳跃!
9
这一个小小的优势，使我似乎抓到了一点自身生命的原动力，
兴奋莫名。
兴奋的原因，我现在说得很简单，当时却是想了好几天才明
白的。
我已经有几年找不到自己了，连一个最小的支撑点都没有。政
治上，我是对立面，却没有作为对立面的观点；学业上，我是高
才生，却没有完成任何一门专业课程。我是一股可有可无的空气，
我是一种可以加上任何名号的幻影，我的人生刚刚开端却未曾迈出
属于自己的任何一步，而且，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不可能找到任何
归宿。
本来急着下乡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原始生计，还想给垂危的家
庭一点补贴，没想到刚一下脚就像是接通了电流，先是浑身一颤，
再低头看到了自己的插座。
我的眼前早已没有文化图像。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戏
剧、电影界早已成为是非之地，我报考大学时朦胧出现过的文化憧
憬已经破残不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大批判使残存的一切
更成了一片狼藉；胡锡涛先生在文汇报社“枪毙”了我有关文
化的最后一个梦幻，而来农场后军队下令缴书烧书，则把今后的
任何一丝可能都荡涤干净了。这种层层剥除，开始有点痛苦，后来
只剩下了痛快，觉得干脆一无所有，反而轻松，因此我对胡锡涛先
生和军人没有怨言，反而感谢他们帮了我一把，帮我解脱。至于在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告急。夏种已经结束，夏收的粮食还未运离，如果何处决堤，地势
如此之低的农场必然一片汪洋，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都将毁于一
旦。农场成立了抗洪指挥部，我也是指挥部成员，大家最担心的全
场最薄弱环节西北围堰，交给我们排守护。当时军人排长休假探亲
瓣了，全排由我一人带领，五十来人守护极长的西北围堰非常艰
难，难中之难是原先放鸭塘的一段，我让我原先任班长的那个四班
密切把守，自己也站在他们中间。
果然就在这里出事。先是渗漏，再是裂缝，终于决口。我立
即指挥全排人员留一半继续在原地观察，余下的一半到决口处填土
堆包，自己则领着四班全体跳入水中，用身体密密地挡住了洪水，
仿止决口扩大。
这一着很有效，当身体一去阻挡，水流就失去了力度，填土
堆包也便管用了。我们报警的哨声又传播开去，小镇上的居民抗洪
队也及时赶到，总算堵住了决口，保住了农场。
当我们一个个被拉上堤岸的时候，浑身已经冻僵。以前不知
道，台风季节的湖水还会这么凉。
我带头用身体堵住洪水决口的举动，与当时报纸上宣传的很
多“英雄”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以后更把“英雄”看得平常。没想
到的是，八年之后，我还因为这件事受到审查；三十多年后，我
还因为那次审查而遭到全国性的围攻。“英雄”事件的延伸力，真
是无穷无尽。
12
农场太忙，没时间搞运动。结果几度播种、收获，离外面的
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很远了。偶尔会有军队的政治干部来作报告，
但主要也是讲国际形势。如果是讲国内，也是泛泛之语。三年前我
到北京的三。一医院看望—位老人，在他的病房里巧遇国防部长迟
浩田将军。我向迟部长回忆起当年我们在农场听他作报告的种种情
景，他当时在二十七军一个师里工作，我们农场正属这个师。迟部
长一听立即站起身来要与我这位“老战友”合影留念，还问我：
“我当时作报告，一定说了很多错话吧?”我说：“还好。”
农场的极度艰辛，也铸就了极度的记忆。由于这种极度艰辛
时时危及生命，因此有关的记忆也总在生命的重要关头浮起。
九年前，上海著名电影导演杨延晋和台湾女作家玄小佛结婚，
一时颇为轰动，杨延晋选择我做证婚人，很多记者问他作出这个
选择的依据，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余秋雨是我农场的班长。”我
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这个回答，心想，所有的记者都不会知道这句
话的分量。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今晚有地震，不能
睡觉，他约了几个他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至Ⅱ衡山饭店底楼的一个通
宵咖啡厅候着，那个咖啡厅有直通马路的门，可以随时逃生，他已
勘探好逃生的路线。我问他地震的依据，他说原先也只是传言，他
没怎么信，便打电话到几个星相大师家求证，没想到一连几个星相
大师家里都没有人接电话，可见都已经逃离上海，如此一想，他断
定大事不好。
我觉得选出几个自己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躲在一起，这事至
少是有趣的；而我居然被他选入只有几个人的小名单，又深受感
动，也就欣然前往，有没有地震反而不重要了。
你看，即使调皮捣蛋如杨延晋，在关及生命的大事如结婚、地
震等，还会立即想到农场岁月。

sincn

烧，也就烧尽了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
那天，两只装满书籍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吴江县城去焚毁
的时候，大家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本、两本。我
给那位来检查书箱的姓陈的排长塞了一包香烟，偷偷留下了一部丁
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是一九五九年重刊的断句排印
本，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王造时翻译的一九五六年三联
版，心想以后晚上入睡前也有东西可以在帐中翻翻。
当时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
翻看了一会儿，便问我：“里面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也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5
农场的活，艰苦得难于想象。
原因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农场劳动，而是要在太湖中开出
—个农场。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只能在吴江县城报到的原因。
这么冷的天，必须跳到太湖的芦苇荡中，挖起一团团湖底的
泥，一点点垒堰。一下水，脚已冻僵，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
有感觉。
芦苇荡边有稍干的土坡，由我们自己搭建宿舍。用泥土一方
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就算成了。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
扎，到扎不下去时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每次劳动回来都累得像死狗一样，拖着身子蹲在水沟边草草
洗，吃几口饭倒头便睡，早晨醒来头边全是白雪。
昨天晚上脱下的泥水衣根本干不了，只能闭眼咬牙，套在身
上。热烘烘地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身体套上昨天湿衣服的感觉，在
几十年后的今天写来还是一身寒噤。
当年每天早晨就这么寒噤着，直到跳进彻骨的湖水中，不再
寒噤。
渐渐，泥堰连起来了。接下来的事情是把泥堰里面的水抽走，
再挑泥固堰，于是成天挑担。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肩上一直血肉模
糊，从未愈合，因为天天都有重担在压、在磨，愈合不了。
6
严冬季节终于过去，春天来了。但太湖的春天一点也不能叫
人稍稍轻松一点，因为立即要投入春播春种。
春播春种的活儿之重，全因为农场占地之大。当时部队做一
切事都求大，为了上报一个漂亮的指标，把农场开得比实际劳动力
所能承受的极限面积还大出三倍，这在围堰时已经有强烈的感觉，
现在，围出来的土地要我们一亩亩、一尺尺、一寸寸去开垦和播种
了。军人只是指挥和监督，实际劳动的便是几千名大学生。
为了抢时间、抢面积，每天只得凌晨四时起床，晚上八时收
工。大家去上工的路上全在瞌睡，走得跌跌撞撞。
青春的力量终于创造了奇迹。如此超常的面积，春播春种居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然全被我们吃下来了，连一个角落也没有遗漏。刚干完这么惊人的
重活，一天也不得休息，必须立即转身去加固围堰，以防夏汛。这
事还没有完，更可怕的夏收夏种来到了。
夏收夏种为什么可怕?因为它要比春播春种增加一倍的工作
量。那么多稻子要全部收割、挑运、脱粒、晾晒，再装船运到苏
州，然后再把春播春种的活重复一遍。那就只能每天凌晨二时半起
床，晚上九时收工了，劳动中晕倒的人不知其数。
最难的活儿是挑稻担。这是因为，整个农场还是湖底软地，挑
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脚下很难着力，更麻烦的是半途不能搁担，一
搁，稻担就粘在泥里陷下去了。整个农场都是软地，因此一旦担子
上肩，你就必须软浦浦地走完几里地，才能搁在围堰上。这中间，
会无数次地觉得已经到达生命的尽头，表情龇牙咧嘴，如酷刑至
却还在奔逃。
机械学院的一个男学生用电线缠身，自杀了。留下遗言是：
实在太苦，再也熬不过任何一天。
我们的心都为他抽搐了一下，但严密安排的作息时间使大家
有可能稍加体会，手脚躯体立即投入了快速运转。
7
那是夏收夏种季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八里路之外的松陵镇居
民利用星期天来参加义务劳动。他们跨过木桥、翻过围堰、绕过草
房、穿过麦垛，终于看到了我们。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外面的居民，他们的细皮白肉、整洁
衣服使我们大吃一惊，好像每一个都是瓷人儿；而他们见到我
们就更慌张了，所有的人都立即停步，张大了嘴，几个妇女还惊
叫一声。
终于一位老年人开口了，他问：“你们，就是大学生?”
我们说：“是啊!”
话音刚落，他们就流泪了，很快便抽泣成了一团。
这使我们惊讶一我们，难道变得那么可怕了吗，居然把他
们吓哭了?
按理，当年小镇的居民也十分贫困，对于艰苦绝不陌生，但
他们无法面对这样一群人：身架极瘦，肤色极黑，衣衫极破，头
发极乱，脸上戴一副眼镜，腰上扎一根草绳，肩匕压一副担子，担子
的重量，不是居民中任何一个所能承受……而这群既像乞丐，又像
苦役犯的年轻人，居然是才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
这群哭哭啼啼的人在当时显然影响了挑担者的脚步。这既加
重了肩上的负担，又阻碍了队伍的进度，一个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
扭了一下被重担压歪的脖子喊道：“快跟上，别打岔!”
挑担的大学生们非常听他的话，立即跟上了脚步。
那些市民觉得“别打岔”也许是指他们，知趣地后退了几步，
呆呆地看着。
这个发号施令的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是这帮劳动者的小领
班。
他就是我。
8
我在军垦农场中的劳动劲头，把许多身强力壮的汉子们镇住
了。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小领班。
开始，我的劳动劲头是出于一种回归心理。这要从到农场的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