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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此刻奉化异常安静，草树无风，云停雀噤，包括我正悄悄蛰
居着的这座老楼，也默然颓然。是啊，我怎么正巧在这个时间蛰居
在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老楼里呢?这些天他的游魂飘然返乡时也许
曾一再地在这座老楼里停驻?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谓
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组成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间
无论是终身伙伴还是终身敌手，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世界。风
云岁月终于被岁月本身所消解，只剩下风烛残年的无奈。
山下的食堂也尽量不去了，买一些最便宜的干粮充饥。发现
半山有一处山溪清洌，散步时总带个杯子到那里喝个够。这是因
为，看书一投入，连下山、上山的时间都舍不得了。
一天傍晚，听楼下有急促的敲门声，下去一看，见是史洁英
大姐和那位本地画家王利华。他们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不知会
不会波及浙江，这楼太老，万一来了地震难免坍塌，因此要我搬到
他们所在的破庙中去住。“当然破庙也不安全，但毕竟只是底层，
逃起来方便”。
因为完全不知相关情况，所以也没有犹豫的可能，立即听从
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个网兜去破庙了。白天，还是到老楼看书。老
大爷仍然每天来陪我。有一天他还提了一袋家产的水果到破庙来看
我，算是正式拜访，尽管我们在老楼天天见面。这是已经被我们这
一代生疏了的老一辈的礼数。
老大爷多次问我：“这么枯燥的书籍，你年纪轻轻怎么钻
得进去?”
我说：“只要钻进去，里边就不枯燥了。”
确实，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只要入得其内，便能发现诸多
门径。即使是称作“备要”的书籍，也要懂得区分其中的基元典籍
和衍伸学说，然后明白何处专攻，何处精研，何处泛读，何处浏
览。以我的经验，寻找区分的界限，便是充满兴趣的一件事，因为
基元和衍伸常常混杂，即便区分清楚了，又会发现基元之中还有基
元，衍伸之外还有衍伸。这样阅读，一路探询结构，步步都有发
现，自身的思维与古代的典籍相与斡旋，事半功倍。
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个时期，外面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
斗争。在周恩来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的情况下，文化大
革命的“大轴子戏”，正以特别怪异和凶险的方式一幕幕展开。所
幸我在山间，什么也看不到。
终于，哐啷一声，天下一抖，所有的人都明白，事情要告一
个段落了。
自从我从两个山民口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好像一个决定
大家命运的重要人物去世了，便立即提起网兜离开了那座楼、那座
山，为的是急着要看看，全家的命运是否会发生变化。
那天走得何其匆忙，下山时甚至没有抬起头来再看一眼这座
留下了我关键“学历”的半山老楼。
我几乎是气喘吁吁地小跑着，下山、等车、找船，急急地赶
回上海。我不知道今后将会遇到的，是更大的灾难，还是别的什
么。对全家而言，我已经“失踪”太久。
后来才知道，半山老楼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前面，一
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等着我，等着中国。
第九章
隐秘的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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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
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
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
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
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
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5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
我去作客。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
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
的中国干部藏书。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
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
大部分。车部长与其他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
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
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
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
一点、全一点。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
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
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
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
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
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
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
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
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
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
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
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
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
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
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
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他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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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
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
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
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
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
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
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
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
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
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
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
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
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
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
以造反的名义。”
6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
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
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
像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
么能说‘车’走了呢?” ．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
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
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
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
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
些作家互相之间十分对立，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
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
有大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
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
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
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
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
份来训斥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
“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
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
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
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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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
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
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
“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
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
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
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
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看。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
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
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
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
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
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
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
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
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钟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
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
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
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
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
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
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
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
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
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
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
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
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8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25 15:40:4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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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
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
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
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
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
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
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
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
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
奠．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
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
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这两年，一般被称为“两个凡
是”时期。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先生
提出的指导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
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已经倒台，并开始清查，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
想使历史变得暖昧，“文革”到底结束了吗?
2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
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
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一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
“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
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去口无法原
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
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
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
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
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
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
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
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
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
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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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
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
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
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
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
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3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
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
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
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
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
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
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
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粉碎四
人帮，批判邓小平”，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
辨认。
1 9路无勤．电车开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气都爆，那么挤的车，难免谁踩了谁，谁撞
了谁，于是就互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
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叫“对开”，对方当然高声同意。对于
这种决斗，其他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
达到这个结果，周围往往一片怂恿；“对开!” “对开!”
两个人在车站下车后对打时，车子会停一阵，不是等他们打
完上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眼福。
只有在发现提议“对开”的对手是瘦老头的时候，这方的态
度才会缓和下来，因为代代相传，“路边瘦老不可惹”。当然不是为
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道，那就是不能在车上
“对开”。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
因此，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全车都瞧不起。这种风
气全市普及，使车上显得很安全，不必担心横拳飞掌擦面而过。
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感担心的，是怕车上有窃贼。不是我怕
偷，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子开到公安局，每个乘客被搜
身。这会耗费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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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但在那时，却
是家常便饭。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售票员，我的皮
夹子没了!”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里边有多少钱?”售票员问。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开分局!”售票员立即作出了决定。他所说
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
车上有几十人，在那贫困的年代，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
是一笔财产，对车子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这车上，很可能
有即将上课的教师，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管理员，急于开刀的医
生，但是，没有谁想到要阻止这个行动。
如果有一个乘客对此稍露不满，哪怕是说：“老娘有病，在家
等我”，全车的目光都“刷”地对准他，把他看成是试图逃脱的窃
贼嫌疑犯。
于是，每个人都要装扮出坦荡从容、满不在乎的表情，到公
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双手来的时候，还笑容满面。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没有偷，不仅对自己和别人的权利、
尊严毫无兴趣，甚至对于真正的窃贼也没有气愤。如果这事发生在
夜间，车上几个聪明人就会向售票员提议，把车厢的灯关闭一下，
让那位错拿了别人皮夹子的先生有机会把皮夹子扔在地上。这种提
议很容易通过，等车灯一闭一开之后，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脚下有
皮夹子。这是提议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还是别人扔的，
谁也不感兴趣。因此，在这样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窃贼的
意识。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这样的事，在19路无轨电车上经常遇到，因为这路车的起点
宜昌路和终点提篮桥，都是当时的贫困地区。
幸好今天没有遇到，否则，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静安分局、闸
北分局还是虹口分局，赶不上车部长约定的时间了。
但是，由于在车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围观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
心理，我对正在开始的清查运动担忧起来。
4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
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
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
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
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
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
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
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十
年间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
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
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
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
所在班级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
月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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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
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
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才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
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
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
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
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
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
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
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
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
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
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
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今天不谈这个
了吧。”
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
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
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
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
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
谊的关键所在。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
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 。
他从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来，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
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
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
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
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
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
“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
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7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
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
‘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
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
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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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啦!”益胜哥口气也硬了，“没找着。”
“我远远跟在你后面，你根本没进复兴公园的门。”姨妈说。
我大体能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听前两天来看外公的
二舅舅说，姨妈现在一直张罗着为益胜哥找一个妻子，到处托人介
绍，还强制性地安排了一个个约会的地点，益胜哥却躲来躲去，爱
理不理。
“你跟着我?”益胜哥想对姨妈发火了，但一接触到姨妈的目
光就软下来了。他看到事情已经摊开，便向我苦笑一下，说：“我
妈想包办我的婚事。”
姨妈说：“那女孩我见过，比以前几个都好，文化程度也高。”
益胜哥嘲讽地说：“是啊，文化也太高了，我连她的名字都写
不来，这怎么谈恋爱?”他笑着转向我说：“放着珍珠宝贝的‘珍’
字不用，用了一个西土瓦的甄，说也说不明白。后面一个字，是声
音的声的繁体，去掉一个耳朵，换上一块石头……”
我说：“甄磬，这两个字还不算太生僻。”我突然产生怪想，
问：“不会姓颜吧?”
姨妈吃惊地回答：“正是姓颜，你认识?”
我说“不。我是觉得这三个字合在一起，发音上很像中国古
代一位大书法家的名字。”我又把这个名字一字一字地读了一遍。
擘”
外公对这些婆婆妈妈的谈论不感兴趣，走到阳台上去了，但
他听到了颜真卿，立即转身回来。看着屋里这些不太可能谈论颜真
卿的人他有点困惑，只得问我一句：“秋雨还在弄颜真卿?”
他这个“弄”字用得太不妥当了。如果光说我在练颜真卿的
字，说“弄”还很大气，但屋子里其他人心中的“颜真卿”可是颜
甄磬，一个女孩子。在我们家乡，说到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万不可
动用这个“弄”字的。
我连忙向大家解释外公的本义，然后回答外公：“还在练。”
我小时候练颜真卿还是外公提议的，由他的提议，我向叔叔说起，
于是有了购买《祭侄帖》的事。现在我为了纪念叔叔，一有空就磨
墨练习《祭侄帖》。这些后事外公就不知道了，尽管他已听说叔叔
的不幸亡故。
那天晚上，等姨妈、益胜哥他们一走，外公要我写一页颜体
给他看看。
当我才写一行的时候外公就非常吃惊。等我写完半页，外公
已在对我妈妈说：“秋雨已经写得比我好了。”
妈妈说：“他练这本帖子，是纪念叔叔，所以用心。”
外公没有追问叔叔和这本帖子的关系，只是在嘴里不断念
叨：“今后我不能写了。真的，我现在一写大字就手抖，以后都要
让秋雨写…一”
我知道，他所说的写字，是乡人叫他写墓碑。
妈妈说：“年纪那么大了，真可以不写了。但是，你最后还必
须写—块，他叔叔的。”外公知道这事他不能推，我的祖母在乡下
也郑重地托过他。
外公一直害怕我叔叔，在叔叔面前总觉得自己是旧社会的落
后人物，句句是错。他为叔叔写墓碑，一定抖抖索索，十分拘谨。
当然，我也能想象叔叔在天之灵的惊异：自己的生命，竟由这位
被自己一直看作“破产地主”的悖时亲戚的笔，来封合。
叔叔那块墓碑，当时由于经济原因，做得实在太小，外公又
很不合时宜地写了“同志”二字，好像是他在山林茂草间悄悄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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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参加一个鲁迅教材的各校联合编写组，但把我名字的最后一个
“雨”字写成了“而”，怪不得刚才王政叫我，也奇奇怪怪，我听了
没有反应过来。
我嫌路远，无法照顾家庭，反复推托。王政说，可以给我报
销一张公交月票。
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组长是华东师大的
教师，副组长是复旦的教师，以他们领头又成立了一个“核心组”。
组内有一半是工农兵学员，按照当时的原则，他们也是领导，领导
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这几个小单位来的“群众”。编写任务其实很
轻，工农兵学员们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一些鲁迅的小故事，用的
笔名叫“石一歌”；各校来的教师在为工农兵学员注释几篇鲁迅作
品，再为他们写一本通俗的鲁迅生平，我分到广州一段。鲁迅在广
州只逗留了短短几个月，写起来非常简单。后来听说还要为学员写
几个与鲁迅对立的人物的小传，我选了胡适，从五十年代出版的几
本批判文集中摘抄了一些材料，但刚写了一个开头就觉得没有意
思，不想写了。总之，我在这个联合教材编写组一共就写了这一篇
半故事式的浅薄文字。
6
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高校文科复课，以鲁迅作品为教材，这
算是保存了一些可以与革命思潮并存的文学性。对此，他是动了一
番脑筋的。
林彪事件后极左势力受挫，周恩来力主大学复课，但毛泽东
只说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没有提到文科，这在当时就成了一件缺
少“最高指示”的难事。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推崇鲁迅，又知道鲁迎
是真正的作家，因此在文科教材的问题上找到了一条勉强可走的钢
丝，大概这便是他历来处理人际、办理外交的边际手法。在一次陪
非洲外宾来上海时，他指示上海的高校先试试看。谁知各校教师凑
在一起一试，最难的不是别的，而是当时各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
的文化程度实在太低了。为了适合他们，编出来的东西至多只有初
中水平，甚至仅止高小。说是大学教材，其实是小学教材，我只花
几天时间就把分到我头上的那一篇半通俗故事写完了，真觉得比挖
防空洞还无聊。因此，成天在复旦校园里闲逛。
复旦的校园当时倒是一片热闹。
复旦的气氛，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形势有关。文化大革命，现
在一般人总是粗粗地说是“十年浩劫”，其实按我的实际感受，应
分成几个阶段，供今后的“文革”史家参考。“文革”的酝酿期大
概有两年，正式起步期是一九六五年，标志是“走资派”这个概念
的确立以及姚文元开始批判吴晗；爆发期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六
月，标志显而 易见；一九七一年是它的逻辑终点，标志是 林彪事
件；一九七六年是它的历史终点，标志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和“四
人帮”的倒台；一九七八年是它的思想终点，标志是十一届三中
这里有好几条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界限，譬如，一九七一年的
逻辑终点。到那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行为主轴已经明显地以失
败告终，以后的岁月，就是两派在如何评价这个行为主轴的问题上
反复搏斗了。周恩来、邓小平试图以实际工作来纠正它的一部分错
误，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和后来的“两个凡是”，则
是反对这种纠正。
我在复旦的一九七三年，曾经名震上海的复旦学生造反派已
经失势，大多数教师已经出来工作，有的在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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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编写教材，我住的学生宿舍十号楼就挤了十多个教材编写组和
翻译组。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与毛泽东有直接交往，更显出一种
举手投足间的特殊派头，这在其他高校很少见到。例如，写《中国
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教授总是穿着呢料深色中山装站在路边与教
师和工农兵学员聊天，手上拿着一支香烟，态度非常和蔼。聊天时
目光却穿过围着他的人圈，注视着路上来往的行人。过一会儿，一
支香烟抽完了，要换一支，他会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
颜色的牡丹牌烟盒来，拿到围着他的人群前让大家随便取用。教师
们都恭敬地摇手退让，几个工农兵学员却会大方地各抽一支出来，
并且划着火柴为刘教授点上，再为别人和自己点，一根火柴能点四
五个人。刘教授讲湖南话，我几次见到都隔着人群，听不清他在讲
什么。后来听说，毛泽东在一次推荐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会议上要诲
世友将军读《红楼梦》，全国上下都不解其中深意，更何况许将军
是一名和尚出身的粗犷武夫，与《红楼梦》南辕北辙。正好刘大杰
教授以前写过一篇论《红楼梦》的文章，复旦大学有关部门就印给
工农兵学员阅读，有些地方闻风还拿着这篇文章办起了一个个学习
班，大家都以为，既然刘大杰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交往，他的字里
行间也许夹带着某种隐秘。我翻阅过那篇文章，什么也没有看出
来，而且觉得刘教授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精彩。我只叹息，早
知道毛泽东喜欢《红楼梦》，我叔叔也不会挨斗自尽了，真是死得
冤枉。
我当时在复旦，惟一的朋友是外语系的翁义钦先生，他的太
太与我家是小同乡。
我对复旦大学的教师们有一种很高的整体评价，而且经过几
十年之后直到今天，这种评价有增无减。他们的学术成就未必永远
胜过其他高校，但他们有一种不知如何形成的君子之风，即便在政
治风雨中也默默固守着。例如，大学者章培恒先生在反胡风的斗争
中为帮助朋友而受难，“文革”中的日子更不好过，然而凡是我遇
到的每一个复旦中文系的教师，说起他都竖大拇指，没有人在背后
说他一句坏话。复旦的毕业生中当然也有少数败类，却很难听到有
哪几个在社会上闹得腥膻满天的人，居然是复旦教师。说实话，对
有些高校，哪怕是更有名的，就难说了。
复旦在“学术水平”上与那些大学的一个最幽默的对比与我
有关，那就是三十年前为复旦工农兵学员编写的那一篇半仅有初中
程度的浅陋故事，引得北京某大学中文系的诸多教授们“研究”、
“考据”了好多年，结果还是闹了大笑话。你看，复旦的最低水平，
成了人家当代奥典。对此，复旦笑而无言。
我流落复旦的时间很短。翁义钦先生知道我家因爸爸的问题
而陷入赤贫，怕我饿坏，每星期带我到教师食堂去改善一次伙食。
印象中，他总会给我点一个菠菜炒猪肝。此后两三天，我的精神就
会好一些，但还是无所事事。
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比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不便多问，他也独来独往，行迹匆
匆。那天中午见他匆匆从校门外进来，我们点过头正要让路，他却
站下了，说：“我全见到他们了!”
“见到谁呀?”大家问。
“工总司的司令们。他们的学习会，我给他们讲鲁迅，他们都
叫我老师。”他说。
“他们也听鲁迅?”大家奇怪极了。因为当时在一般大学教师
眼里，工总司的司令们大多是没有文化的混子。
“他们还问我了，鲁迅抽什么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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