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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　斯丹的父母很穷。他从小当学徒工，攒够了钱，买下了一个小小的运输生意，干了二十多年，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生意越做越大，竞争的同行越来越少，最后他几乎拥有悉尼四分之一的运输业，三十多岁时就变成了风风光光的百万富翁。<BR>　　还有，他人也英俊，老太太拿出斯丹年青的照片，赞美，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又叹息，可怜的孩子！他太轻信别人了。<BR>　　斯丹合作多年的生意伙伴突然席卷了他的全部资金逃往外国，大伤了他的元气。对人的信任的危机使他一蹶不振。从此斯丹的生活开始走下坡路，并且每况愈下。在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妻子跟着一个酒吧的一个男侍从跑了，离婚时分走了他们在猎人山的豪华大房。不久税局查出他在税务上有些问题，课以重罚，并收了他心爱的名车。斯丹开始喝酒，几年前，酒后和人家打架，打架的原因十分无聊，仅仅因为两人抢占一台老虎机，他把人家的鼻梁骨打断，门牙打掉两颗，被罚坐了一年监牢。儿女们嫌他丢人，再也不愿意理他。<BR>　　这些大概就是斯丹要忘记但又根本忘记不了的。“孤独！孤独！你们尝过孤独的滋味吗？它象是一条黑狗寸步不离地跟着你。它象是一个四面封闭的黑屋子禁锢着你。”斯丹常常这样大声疾呼，象是在朗诵莎士比亚的剧本。摆脱孤独只有借酒浇愁，越浇越愁，越愁越浇，弄成眼下这个局面。除了母亲，他失去了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BR>　　唯有母亲不嫌弃他，拿出自己全部的退休保险给他，再加上斯丹离婚后分到的一点钱，他买下了现在这个画框店。商店的生意开始还不错，要是尽心尽力地干，一个月收入万把元不在话下。有一次，我就接到一个订单，是给博物馆所有的说明文字作镜框，上万块钱的大生意哪！<BR>　　斯丹当然知道喝酒害事，他也很想戒酒，也曾经不断寻找戒酒的方法。他从报纸上剪下条条块块关于戒酒的文章，并一条条试过。他吃过戒酒药，结果口吐白沫，涕泗交流，浑身战抖，象发了大烟瘾。放弃了；他去参加ＡＡ会议（“ＡＡ”是戒酒协会的简称，世界性组织，想戒酒的酒鬼们定期聚会，讲述酗酒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危害，交换戒酒的经验体会，互相帮助和互相鼓励戒酒），但是又不想受十二律条（“ＡＡ”宗旨）的约束，尤其不赞成里面“上帝是我们的道德准则，我们是上帝的忠实仆人”这一条。他去听了几次会，就失去了兴趣；他从来不相信上帝，但是在最无奈时他也找过教堂的牧师，人家看他醉醺醺，连门都没让他进，把他堵在门口应付了几句。他于是大骂这些牧师是吸血鬼，收教徒的钱财，住教会的好房，开教会的靓车，却不为信奉上帝的教徒办事，真应该下地狱；最后他打开白页（电话簿），打所有热线电话求助，包括自杀热线。结论是，那些接线人只是为了挣钱而说着毫无作用的职业性套话，没有一个人真正把你的问题当作一回事。斯丹简直没路可走了。“救救我，救救我！”提起这些事，斯丹每每捶着桌子大声疾呼。母亲则苦口婆心地劝慰：“戒酒只能靠自己，自己救自己吧。儿子，你一定能行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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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第 四 章　新的平衡　<BR>　　<BR>　　<BR>　　　　在澳洲的中国人曾展开过一次“什么是融入主流社会”的大讨论，很多人认为只有进入了能够领导社会潮流，左右社会动向的机构才算融入主流社会。但是这里有一件事被忽略：观念的转变。<BR>　　我所理解的融入澳洲主流社会，是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让自己的身心与新的社会生态达到平衡。这需要积极的参与。生活中最吸引我的事情莫过于“参与”。所谓参与，一方面置身其中进入角色，一方面置之于其外用心思索。我“参与”过很多事：和银行、警察局，保险公司等机构和团体打交道，和社会各阶层人物往来，在与他们相融的过程中，过去以为懂得，而实际并不理解的东西有了全新的标准。比如，尊重和自尊、理解和宽容、同情和博爱、人心和人性、法律和权利、生存和自然、。这些词汇说起来抽象，但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遇，他们构成了我周围千姿百态，活色生香的社会生态环境，改变着我的观念，重塑着我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已经融入澳洲社会。<BR>　　讲到融入西方社会的问题时，人们最关注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似乎两种文化的交融必须消灭差异，或者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或者是双方互相包容和妥协。东西方文化差异看起来是个高深和时髦的话题，并且已经有不少文章是关于差异的现身说法，可是细琢磨起来，觉得这些文字只是浮光掠影，除了肤浅，还有哗众取宠之嫌。让我来说“差异”就简单了，文化不管有多少眼花缭乱的种类，差异只存在于不同文化的外层，无非是因环境地域不同带来的习俗和思维的不同，而在文化最深层的内核中，是人性，东西方都一样，毫无二致。下面的文章中写了很多人和事，写事也是写人，写人就是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来写，而不是东方的人或西方的人。<BR>　　<BR>　　<BR>　　追索失款<BR>　　保险上当<BR>　　海关情与法<BR>　　破车记<BR>　　游戏体制<BR>　　“联合国”速写<BR>　　责任<BR>　　安全系数<BR>　　宽容<BR>　　学会说“不”<BR>　　别了，第四国际<BR>　　中部人情<BR>　　迷失的城市<BR>　　<BR>　　<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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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追索失款<BR>　　<BR>　　<BR>　　　　小赵丢了六千美元。搬到储岚那儿不久，我就知道了这件事。<BR>　　　　小赵，赵前，就是那个睡在卧室的门后一张捡来的折叠床上的小伙子。<BR>　　　　小赵才二十出头，言行谨慎，说话不多，总是躲在门后他那个小窝里。他没有工作，偶然干上一天半天的活，刚刚够交二十块钱的房租和十块钱的伙食费。夜里门后常常传出他翻身和叹惜的声音。储岚跟我说：“小赵真可怜，丢了六千美元。”六千美元！这个数目在我听来太大了。我问：“为什么不去找那笔钱。”储岚对我耳语：“他是个‘黑人’，工作都不敢找，哪还敢找钱。”<BR>　　　　一天晚上我要去原来的住处取信，小赵从小窝里跳出来说，我跟你去。在黑暗中可怜的小伙子象是出来放风的囚犯，贪婪地享受着夜空中的自由。我发现小赵原来是个很活泼的小伙子，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女朋友，还有打乒乓球，踢足球。像个孩子一般快乐。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儿子，和他相差不了几岁。想象着儿子流落在异国他乡，不名分文，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警察和移民局，防范着周围的一切目光，象老鼠一样在黑暗中生活，我感到一阵心痛。就在这一瞬间我决定帮助这个小伙子。<BR>　　　　回到家，我拿出一张纸作记录，让他把丢钱的经过详细地告诉我。半年前，他在美国工作的姐姐寄来六千美元替他交学费。对于海外留学生来说，“交学费”和“续签证”以及“合法身份”是同义词。六千元的支票装在信封里寄到他所就读的语言学校。学校里学生的信件都堆放在一个桌子上，由学生们任意翻取。小赵从电话里知道姐姐已经寄钱来了，却始终没有见到那封信。两个星期后，他打电话告诉姐姐立即取消那张支票，但是已经晚了，钱被取走了。小赵赶到银行去查，银行职员说，有个人拿着悉尼大学的学生证取了钱，名字和你的完全一样。小赵马上赶到警察局报警。警察听取了全过程后说，我们调查一下，过两个星期你给我们打电话。两个星期以后小赵打电话，警察说，我们还在调查，你过一个月再打电话来。这一个月之内，因为没钱交学费，小赵的签证过期了。这就是说他变成了“黑人”。他知道，再上警察局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直接送到机场遣返回国。很多留学生都有这样的遭遇。他不想回国，宁可在这里当黑人。他放弃了找钱的努力，算了，丢了就丢了。他不再到警察局追究，过起了隐居的生活。<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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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母亲在，斯丹喝酒多少有些自律。而母亲的去世，让他最终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酒鬼。那天中午，老太太端着一杯咖啡颤颤巍巍下楼来，不知是迈空了步子，还是心脏病或脑血管病发作，从楼上跌下来。等急救车来时，老太太已经没有了心跳。斯丹不在家。我冲进街角的酒吧，他和那几个前法官和前酒吧东主正在畅饮，我把他扯出门外，他挣扎着，口齿不清地嘟囔，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BR>　　斯丹跪在母亲身旁大哭，双拳轮流捶打着胸脯。“我是一个大混蛋，我不应该，我不应该去喝酒！我以上帝的名义，以我儿子的名义，以我最亲爱的女儿的名义发誓，我再也不沾一口酒了！如果我还喝，我宁愿他们统统都死光！”真是发下了毒誓。<BR>　　我和老太太很熟，也参加了她的葬礼。葬礼上斯丹的前妻和儿女都去了，他们只是和斯丹淡淡地打个招呼，没多说话。斯丹脸讪讪的。<BR>　　葬礼结束之后，斯丹直接扎进了酒吧，一宿都没回家。<BR>　　从那以后，斯丹不仅没有戒酒，反而喝得愈加厉害。他从一大早就开始喝酒。用窝特卡或威士忌兑一些软饮料当水喝，从早喝到晚，从早到晚都是醉得象一摊烂泥。头一天的酒精还没从体内释放，第二天的酒又接上了，喝得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几岁。<BR>　　“我在黑暗中徘徊，突然我的面前有一道光明，我扑过去，想抓住它，它倏然消逝，留下的，是更加漆黑的世界。”一醉，斯丹说话就有了诗意，末了还要来一句法语“赛拉磨”（这就是生活）。<BR>　　斯丹醉起酒来，工作全扔给我做，他自己拿起电话簿，挨个给朋友打电话，重复每天说过无数次的故事，别人烦得不行，总是推说要出门或家有客人，挂断了电话。除去那几个酒鬼，他旧时的朋友们离他越来越远。烦闷起来，他就去酒吧或俱乐部打老虎机。一手举酒杯，一手按键，按一下，五块钱。几百上千元一会儿工夫就玩完，直到现金卡里耗光最后一分钱，才踹一脚老虎机，摇摇晃晃离开。买东西时，十块当一块花，百元当十元花，倒不是为人出手大方，只因醉眼迷蒙，分不清一二三四，红绿黄蓝。他成了那条街著名的酒鬼，人人都认识他，见面也点头打招呼，转过身却讪笑地望着他的背影摇头叹息。<BR>　　斯丹喝了酒就没法工作，每天早上我按时到商店门口，门总是锁着的，拼命敲门喊叫半天，斯丹才下楼开门，歪歪斜斜的，喝得两眼已经红的跟血泡子似的。“今天不干了。”“为什么？”“你看我这样能干活吗？”“你不干我干，我大老远的不能白来一趟。”他的眼神好不容易聚焦到我的脸上，“嗬，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转念一想，又说，“你自己干吧，你做的框子比我做得好。钱分你一半。”他丢下这句话，摇晃上楼了。<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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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有几次，我根本敲不开门，只好悻悻地回家去。这么一来一去，一个上午，每天最好的时光就白白浪费了。最后我忍无可忍了，对他说：“你喝酒毁了你自己，我们不想做牺牲品，你还是另找人干活吧。”他抬起头，惊异的问询的目光对准我，半晌，骤然爆发出巨大的火光：“好，走吧！我不需要你，走哇！你被解雇了。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们！”我转身就走。“等一等，”转身看，他脸上是狗一样乞怜的神色“你真的要走啦？我只剩你这一个朋友了，你一走，我真的一个朋友也没有了。”他突然大放悲声：“你以为我喜欢喝酒吗？我恨酒，恨透了。我也想戒酒，可是我没有办法，酗酒是一种病，你们知道吗？一种和心脏病肝炎糖尿病癌症一样的病。不是我想戒就戒得了的。”哭到伤心处，大呼，“我想我妈妈，只有她最了解我……”我又于心不忍了，只好留下。后来，斯丹索性把商店的钥匙给我，自己根本不下楼了。我还不懂得他像一个地鼠一样守在他那个狗窝一样脏乱的房间里，是因为他已经患上了由酒精引起的精神抑郁症。<BR>　　丈夫早就跟我说不要再给他干了，可我还是有些犹豫，一方面看他连受打击有点同情他，其实，除了酗酒，斯丹人并不坏，从不居高临下，毫无保留地把做画框的技术教给我。另一方面，我还埋藏着一个私心：在斯丹这里练好全套技术，摸清市场需求，将来或许自己开个画框商店。不过天地良心，如果我开店一定走得远远的，绝对不会去抢斯丹的生意。<BR>　　斯丹的生意没人去抢，他自己已经把它糟蹋得一败涂地。斯丹做的画框顾客常常不满意。做框子关键是把木料切出一个精确的角度，醉醺醺的斯丹，切的角能差出去５度，拼出来的画框，不是梯形就是平行四边形。看看做得不像样，他抓起一把腻子把接口的大缝一糊，油漆一凃，就对付过去了。懂行的顾客不是叫返工就是叫退钱。就这麽着，他的订单越来越少，经常是一天连一单生意都没有。没有进帐，即使有生意也没钱买材料。斯丹在废木料堆里扒来扒去，找出一根旧料，“就用这个做吧。”如此，顾客能满意吗？<BR>　　木料场不断地写信打电话要求他付欠款。信来了，他连拆都不拆，揉成一团，一挥手就进了垃圾桶。电话来了，我当替罪羊。“你接，如果是要钱的，就说我不在。”<BR>　　到了交货的日期，交不出活，还知道有些着急。他颠三倒四地翻着他的日志本，半天半天才找到一个电话号码：“你替我打个电话告诉顾客，我心脏病突发，住院了，等一出院就会和他们联系。”瞧，醉成那样，还记得照顾自己的名声脸面。我不愿意打，又碍于上下级关系，只好对着电话编谎言，那头人家一阵惊叹，一通安慰，更让我不是滋味。放下电话他急着问：“顾客态度好吗？有没有生气？”我说：“人家关心你，问候你哪。我以后再也不打这样的电话了。要打你自己打。”他松了一口气：“明天。明天一定干活，绝不喝酒。”然后醉腔醉调地背诵着莎士比亚的《麦克白》：“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ｔｏｍｏｒｒｏｗ（明天，明天）……”第二天还是重复前一天的一切。<BR>　　结果也象他喜爱的那几出莎士比亚戏剧，是悲剧性的。斯丹五六个星期交不上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不过斯丹到底不是那种无赖的酒徒，他还记得欠债还钱，他把价值几万的机器贱价卖掉，贱得不可思议，也就是原价的十分之一。家里有一点价值的东西也全卖掉，包括他有钱时收集的名画，二三十块钱一张就出手了。用这些钱，付了房租、木料钱和一切欠款。不过，他欠了我一个多月的工资却没有付，在卖家当之前，他跟我说，对不起，我付不起你工资了。家里的东西，你喜欢什么就随便拿，你要这张地毯吗？我当时是六百元买的，纯毛的。要不然你拿这张画吧，画家非常有名，我当时花了一千元买的。我什么也没要，看他如此落魄，我不能落井下石了，何况，我在他这里学会了一种技术，他欠我的工资，就当我交学费了。<BR>　　斯丹离开时只剩了一辆破车，里面装着被子和一些换洗衣服。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曾打过一个电话给我，说他在过流浪生活，白天在公园里晒太阳，晚上在车里睡觉。每天换一个地方。他自我解嘲道：“倒也不错，交了很多酒鬼流浪汉的朋友，更多地了解了社会最下层人的生活。”斯丹已经跌落到社会最底层了，在言谈话语上还要站高一阶。我问你以什么维生？他说，救济金。<BR>　　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斯丹的音信，我想，他必定是酒醉忘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曾开车到他可能栖身的地方寻找过，找不到。<BR>　　走在路上，我总在观察来往汽车，如果有一辆歪歪扭扭象醉汉一样行驶的汽车，那应该是他的了<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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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穷人<BR>　　<BR>　　　　来澳洲两年，一家人靠老宋打工，每周只有二百多元的收入。我打零工，还要交付昂贵的学费。四口之家的生活时常捉襟见肘。我粗略地算过，象我这样的手术，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怎么也得上万元。幸好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是公立医院，一切免费。否则我倾家荡产也拿不出这笔钱来（事实上，我全部的家当是只花了二百五十元买的二手货家具，外加一部二百五十元的二手电视和一些锅碗瓢盆，坛坛罐罐）。但是见专科医生是需要交诊疗费的。在库大夫和罗大夫那里，诊疗费为六、七十元。比起将要做的免费大手术来，不算多了。生活再困难，我也付得心甘情愿。（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即使看专科医生，也可以报销百分之六十。）<BR>　　　　没料到在库伯大夫那里看病时，他叫我在他那里再照一张ＣＴ。在他楼下的Ｘ光科里，接待小姐请我交二百九十八元。我愣住了，以往的ＣＴ是在各大医院作的，不用花钱，所以我一分钱也没有多带。正在尴尬，只见米歇尔匆匆跑上楼，并撂下一句话：“你等一下。”一会儿她下来了，告诉我：“你只交十元就行了。”同时接待小姐也接到了楼上的电话，她叫我交十元钱。我很感谢他们的通融，问：“剩下的钱什么时候补齐？”小姐说：“你只需要交这么多，其它的钱不用交了。”我迷惑了，问米歇尔：“你上楼去说什么了？”她答：“我告诉库伯大夫的秘书，你是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ｒ，付不了这么多钱。”我不明白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ｒ怎么解释。她说，就是穷人，象没有工作的人，有很多孩子的低收入母亲，没有钱的学生。真不理解，澳洲的福利政策到底有多大覆盖面，穷人的概念怎么界定，人们怎么能凭你一句话就相信你是穷人？米歇尔坚信我属于穷人的行列，多亏有她陪着我，要我自己来看病还不是得乖乖地交全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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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手术组大夫<BR>　　<BR>　　　　手术前这一段时间，医院给我安排的事情是会见两位主刀大夫。他们只在ＣＴ片子上见过我的颅骨，需要了解我更多的情况。每次见大夫，米歇尔都和我去。和一切有教养的澳洲人一样，她对在异国他乡的“外国人”的不幸遭遇抱着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想方设法助你一臂之力。<BR>　　　　首先见的是库伯大夫，耳鼻喉科的专家。他身材挺拔，线条分明的面孔上嵌着一双冷峻的蓝眼睛，薄薄的嘴唇时常紧闭，很少见到笑容。这副神态让我想起了十八世纪法国的宫廷贵族，只是眼睛嘴角更多了一些自信决断的力量。这位闻名的大夫看起来不过三十七八岁，离我想象的一把年纪、大胡子、戴眼镜，一副博士学者的样子相差太远了。<BR>　　　　库伯大夫简单地问了几句病况，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要进行的手术，轻描淡写，就象说怎么治伤风感冒一样。我小心翼翼地问：“这种手术危险性很大吧？”他似乎不屑一答，眉毛微微一挑，自信且冷冷地说道：“我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任何手术都有危险性，即使是盲肠炎。但你这种类型的手术我已经做过一百多例了，都是成功的。”我肃然起敬，不敢再多说一句话。想到曾经有一百多异族兄弟姐妹与我遭遇相同，感觉好象有了后盾，胆子壮了许多。出了门，米歇尔用蹩脚的汉语对我说：“他太骄傲了。”的确是盛气凌人，因为他有资本。我笑笑没说话，我的性命在他手上，不敢有不敬之词。<BR>　　　　罗塞尔大夫，脑神经科的第一把手，年纪在四十左右。个子矮小，秃顶，眼镜片后面射出智慧的光。他一直认为我的瘤子是脑膜瘤，尽管第二次的大脑造影，更高级的ＭＲＩ（核磁共振）报告结论写道，极大的可能性是耳神经瘤而不是脑膜瘤。罗塞尔大夫是那种相处起来很容易放松，很容易接近的人。我最关心怎么样动手术。他告诉我：“首先削去头发，掀起头皮，在颅骨上钻一个孔，取出瘤子。”三言两语描述了一个多可怕的过程！“然后呢？盖上一块有机玻璃？”我问，听说国内都是这样做的。我想象着透过有机玻璃可以观察里面的大脑、神经、血管，象实验室里装在玻璃器皿中的标本。“不，然后从你腹部取出一块脂肪，覆盖在上面。”“呀！”我惊呼起来，“那是软的，很容易碰伤大脑！”他笑道：“不会的，很结实，除非有人用刀子捅在上面。”他做了一个捅刀子的姿势。哇，千万留意，绝对保密，我的致命弱点，阿喀琉斯（Ａｃｈｉｌｌｅｓ，希腊神话中因脚后跟中箭而死的英雄）的脚后跟。<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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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经验之谈<BR>　　<BR>　　　　布朗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已经从朋友那里得知我生病的消息。他想约我见面谈谈，看有什么事可以帮得上忙。布朗是我交的第一个澳洲朋友。他是成人英语学校的教师，潜心于教育工作。他年轻时在印度教书，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家里墙上挂着中国的字画，印度的壁毯，书架上摆着日本娃娃，泰国的佛器。他养着两只猫，一只黑的，一只白的。黑猫叫“阴”，白猫叫“阳”。与我聊天时，他常常对中国文化追根寻源。一次他跟我讨论“机”字的字形、来源、意义及引申就用了一个钟头，比中国人本身还要求甚解。他主动提出用业余时间给我和老宋上英语课，不要任何报酬。我每周在他那里上一次课，同时向他咨询在澳洲生活难以处理的事情。无论提出什么问题，他都会尽力帮助解决。<BR>　　　　在市中心一座高层建筑下面的半圆型咖啡厅里，布朗告诉我，他把我的事情对他的朋友们讲了，他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妇女，曾经得过与我同样的病，作了同样的手术，她的情况现在很好。布朗说：“经过联系，她很愿意和你谈谈她的手术经历及结果，没准儿这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愿意，我来安排你们见一次面。”我当然愿意。惊动了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真有点不敢当。<BR>　　　　几天之后，布朗开车把我带到离城二十多公里的北郊。车子停在一座华丽洋房前。房子周围是打理得干净整齐的花圃和草地。女主人汀娜把我们迎了进去。客厅宽敞，陈设着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和绘画，饶有风格，都不是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正面墙上挂着主人的结婚照，年轻时的汀娜极其美艳动人。我的脑子里迅速搜索了一遍世界影星的形象，竟觉得没人能与照片上的她相比。站在我面前的女主人已经三十多岁，应该说处于完全静态时，依然美丽。但她的面庞常常呈现一种不协调的状况：她时时不自觉地眨动右眼，说话时舌头卷向一边，以至有时发音不清晰。<BR>　　　　汀娜关切地问了我的情况，然后开始详细地讲述她动手术的前前后后。她是埃及人，十九岁到伦敦读大学时，发现脑部长了瘤子，位置恰好也在耳朵后部，是在右边，于是就在英国作了切除手术。因为瘤子太大，手术时伤及了脸部神经，以至眨眼有问题。同时医生在她口腔里取出一点大概是筋腱之类的东西，补在另一个什么地方，所以舌头会偏向一边。手术后，她曾有一段时间头晕，不能维持平衡，后来渐渐恢复如初。她的身体至今没有任何反复，也没有瘤子再生。她的丈夫一如既往地爱着她（她的丈夫，一个外科医生，也一直在场。一眼看去，是一个相貌上无可挑剔的英俊男子）。她已经有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奇怪的是手术后她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大学读书时她是学工程的，仿佛手术割掉了她的科学细胞，接通了她的艺术神经，她放弃了她所学的自然科学而转向艺术创作。客厅里的艺术陈设全是她亲手制作。她还开辟了一个房间作为小小艺术厅，别出心裁的根雕、盆景、布贴画，一件件作品显示了她对美的一种发掘，一种赞赏。大概与死神搏斗过的人对世界之美，人生之美另有一番感悟，并急于把这种体会表现出来，让人们珍惜、共享。<BR>　　　　临走时，她鼓励我：“不要害怕，勇敢面对现实。我的手术是七十年代作的，尚且这样。现在已经过去十五六年了，其间科学不知发展了多少倍，你的手术肯定比我的成功得多。”她还一再叮嘱我住院时要告诉她一声，手术后要告诉她结果。这次造访，令我相信倍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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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娘家人<BR>　　<BR>　　　　从医院出来，赵前对我说：“放心了吧？是良性瘤子，还是最好的大夫来作。我说过没事的。”我确实感到放下了重担，松了一口气。尽管从手术的时间和大夫的安排来看，我的病的确是非同小可，但不是绝症。谢天谢地。我拍拍小赵的肩膀：“谢谢你，快回去上班吧。”<BR>　　　　恐惧平息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到了我的双亲。在危难的时刻，只有父母的爱才能给儿女的心灵以最大的安慰。但是他们已经年近八十，怎么可能还让他们为四十多岁的“孩子”担这份惊受这个怕呢？<BR>　　　　我去找余芳商量。余芳年龄与我相同，是我小学时代的同班好友，中学又在同一间学校，仍然是好朋友，好到两家的兄弟姐妹以至父母都成为朋友。后来运动把我们抛到天南地北，再也没有联系。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家，告诉我她要去澳洲，特来告别。她这一走，牵出了我压抑多年的“看世界”的愿望。这种愿望这么强烈，无法再收回去，并化为百折不挠的努力。终于，在她出国的第二年我也到达澳洲。经过多方打听才在悉尼见到了她。还象小时候一样，我们无话不谈。两个单身女人互相支持着度过了在澳洲的最初阶段。余芳是个女强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杀伐决断。许多人向她寻求精神上的援助。我遇到举棋不定的事也常常找她拿主意，她是很乐于帮助人的。<BR>　　　　余芳说：“你千万不能告诉你父母，你妈妈精神太紧张，她要知道你得这个病，又无法知道详情，胡思乱想，还不急坏了。你爸爸也不行，他心脏病那么严重，不能受刺激。就算他们知道也帮不上忙，只有着急的份，不如瞒着。”但是我手术后需要有人照顾，老宋的工作是我一家的生命线，不可须臾离开，最贴心的只有娘家人。余芳出主意：“你可以以动手术为由申请你妹妹来澳洲照料你。你妹妹在山东，她来不用惊动你在北京的父母。”好是好，有那么容易吗？余芳又说：“你可以到中国领事馆与他们谈谈，请他们向澳洲移民部出示一份证明，这样会好办得多。”我怀疑：“领事馆会给你出证明吗？”“都是中国人，自己的留学生在异国出了问题，代表祖国的领事馆哪会不管？普通人也有这个同情心呀。”有理。<BR>　　　　于是我到了中国领事馆。我对着一个类似卖火车票的小窗口说完我的情况和请求，一位女同志冷冷地说道：“我们从来不出示此类证明。”我嗫嚅道：“可这是很大的手术，一定要有人照顾的。”“那你就回国作手术，你本来就应该相信祖国的医疗水平。”糟糕，有崇洋媚外的麻烦了。“我相信，我相信。”仿佛对着居委会的妇女，我小心翼翼避免说错一句话，“但是我已经辞去了国内的工作，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户口，要花很多钱。再说回去找医生又要耽误很多时间，我这个病不能再拖了。”女同志面无表情：“这些是你自己的事，我们管不了。下一个！”我怏怏地离开，心里直懊悔，你到这个地方来干吗？<BR>　　　　唉，指着娘家人是没希望了。<BR>　　<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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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　松了一口气<BR>　　<BR>　　　　赵前一早赶来，陪我上医院，一是为我壮胆，二是为我翻译。我虽然来了两年，但是在听说英语上反应还是很迟钝，而赵前能说一口本地人的英语，他的老板至今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澳籍人。赵前告诉我他早上去向老板请假，说陪姨妈看病，谁知老板说：“你的事也太多了，怎么老请假？”确实，他是个不安份的小伙子，常因一玩大半夜，第二天起不来，就告病假。他也是个热心人，且不说为其他朋友，光是为了我一家，陪不懂英语的老宋去找工，替我接放学的女儿，就请了不少假。他很聪明，厂里的技术活一个人全拿得起来，离开他老板就断了左膀右臂，因此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有恃无恐的赵前一听到老板的不满之词，立刻火冒三丈，大骂道：“你们ｆｕｃｋｉｎｇ在这几十年了，什么ｆｕｃｋｉｎｇ英语不会说？（和澳洲的下层阶级一样，他说话满嘴“ｆｕｃｋｉｎｇ”，意思与中国骂人话里的“操”字相当）想当初你爹你妈刚来时，不会讲英语，要不要你帮助？你爹妈上医院看病，你去不去翻译？”那个三十年前从意大利移民澳洲的，其父母至今还讲不明白英语的老板愣住了，没料到这个永远满不在乎的小伙子竟爆发了这么大的脾气。他赶紧息事宁人：“好，好，好，你去吧。看完病就回来。”<BR>　　　　在医院第八层楼的耳鼻喉科，戴维森大夫向我解释了我的病情。他说，从片子上发现我脑部的左后方长了一个瘤子，有两种可能性：耳神经瘤或压迫了耳神经的脑膜瘤。值得庆幸的是瘤子是良性的（后来他又加了一句，９５％可能性）。如果长在别的地方，比如四肢上，几乎可以不理它。但是它是长在空间范围极其有限的脑颅内，它将侵占脑内其它器官的位置，压迫其它的器官，最终导致生命危险，因此要尽快摘除。绝大多数情况下，手术预后良好。但是瘤子切除后，很可能出现一段时间面部的“ｗｅａｋ”，需要辅以物理治疗。什么叫ｗｅａｋ？是不是那些中国大夫告诉我的“面瘫”呢？歪鼻子斜眼，口水顺嘴角流？我下意识地摸摸左脸，心想：不是癌症已是万事大吉，脸豁出去了，保命要紧，大不了手术以后再也不见任何人。现在我最关心的是，这个医院的技术和条件怎么样。戴维森大夫仿佛知道我的心思，他说：“我们的医院是澳洲最好的医院之一。我们具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同时，你的手术小组有脑神经科的罗塞尔大夫、耳鼻喉科的库伯大夫和奥康纳大夫组成。他们都是最有名的大夫。”我心里一喜，撞个正着。我听说在澳洲知名的大医院，接受手术的病人要等很长时间，半年甚至更多，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戴维森大夫告诉我，他们将安排我在三个月之内进行手术，也就是那年的十月份。<BR>　　<BR></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