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la1019

<FONT size=4>澳洲第一天<br>　　<br>　　<br>　　 飞机即将降落在悉尼。是上午，天蓝得耀眼。往下望，一块块红色屋顶，一丛丛绿树草坪，被一条条银色的道路分隔成美丽的图案。好一片陌生的土地！<br>　　 始终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离家几个小时，一个梦还没做完，就已经漂洋过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看世界”的愿望。<br>　　 下了飞机先跑到厕所换上为出国买的一身行头，浅米色毛衣、棕色毛料外套，以及配套的西裙，脚蹬一双高跟皮鞋。然后急急忙忙随大流往外走。说来惭愧，四十多岁了，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新买的高跟鞋不听使唤，咔巴一下断了一根。我一瘸一拐走出海关，一脚高一脚低站在了澳洲的土地上。<br>　　 冯先生在信中说过，到悉尼后他会到机场接我。离开北京前，我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到达的时间。冯先生是个台湾人，我一直在想象他会是什么样子。高个矮个？胖子瘦子？老年中年？所有中国男人的形象想了个遍，甚至还做过梦，梦见他是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黑大汉。我不是对导师的形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因为和外界隔离了四十多年，几乎没有见过一个海外华人和台湾同胞，对即将相处的这位先生存有几分好奇、几分紧张、几分不安。马上就要见到他了，我想我会在所有的洋人中认出这个中国人的。<br>　　 出口处黑压压挤满了接机的人。等他们一一认了人头，我逐个辨认剩下的寥寥几人。女的，不是，年轻的，不象，商人模样的，不可能。最后人们都走光了，剩下我一人孤零零地东张西望，我有点犯傻了，没准他在其它的接机口？我拖大箱，拎小箱（不知道可以随便使用满机场都是的手推行李车），在机场大厅走了几个来回，没有一个学者模样的中国人。我开始发慌，好象被抛到一个金发碧眼的荒漠中。幸而我还是有出门经验的：给系里打电话。我定了定神，从箱子里掏出我的通讯本，这是我到澳洲的生命线，上面有学校和在澳洲所有朋友及各种“关系”的地址电话。然后我用出国人员可以换到的四十美元换了澳元。我告诉那位职员我要打电话，需要一些零钱。她看出我是第一次到澳洲，把三毛钱硬币放在我手中，“这是一个电话。”又给我三毛钱，“这是另一个电话。”再给我三毛钱，“这又是一个电话。”<br>　　 我走到公共电话亭，放进三毛钱，只听见哗拉拉的掉钱声，然后拿起话筒拨了学校的号码，不通。我挂上电话，又放进三毛钱，还是不通。硬币都放完了，电话永远打不通，敢情这儿的公用电话和国内的一样，摆设，中看不中用。<br>　　尽管心慌，还不至于六神无主，直接杀到学校去，我作出第二个果断的决定。我离开电话亭，没有意识到通讯本忘在了那里，更没意识到从那一刻起，我在澳洲的“生命线”全部切断，我将孤军奋战，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闯天下。<br>　　我拖着大小行李走到问讯台，问服务小姐马克理大学怎么去。我不知“马克理”这个词英文怎么说，按照中文的发音读得七扭八歪，人家半天听不懂，后来我在纸上写下这几个字，她才恍然大悟。她告诉我先坐出租车到温雅，然后再坐二百八十八路公共汽车。她又拿了一张纸，详细地写了下来。<br>　　 一出机场门一辆出租车驶到我跟前。路有多长，要多少钱，司机会不会欺生绕远，会不会半路打劫，要不要给小费，给多少，带着无数个担心，我无可奈何地上了车。我装出胸有成竹的老澳洲人的样子，可是老到的司机一眼就识穿了我这个土头土脑的外国人。他问，第一次来澳洲？我乖乖承认，心想要杀要宰全由你了。司机很友好，一路上给我介绍悉尼的主要建筑。穿过乔治大街时，司机告诉我这是悉尼最有名的商业街。那时悉尼的人口不多，乔治大街上行人稀稀落落，商店里也显得空空荡荡，再加上高耸的大楼挡住街上的阳光，给我一种秋风萧瑟的感觉。<br>　　 司机停在一个汽车站上说，坐这辆车你就可以到马克理大学。我有点胆怯，说要不然你直接拉我去吧。司机说，太远了，要花很多车费，坐公共汽车只要一两块钱。多少年后我儿子开出租车，说从机场到马克理大学，这叫“甜活”，如果有这样的活，司机乐得屁颠屁颠，哪有不拉的道理。可见那位司机是很老实的。十六块多的车费，该给多少小费？我拿出二十元，试着说：“不用找钱了”。司机忙说：“Ｎｏ，ｎｏ。”拿出他的硬币夹准备找钱。我说：“不用了，不用了。”他说：“真不用找？”我说：“是的。”他一连好几个“谢谢”。后来我才知道，在澳洲是不兴给小费的。司机高兴之余又叮嘱我汽车先经过学校门口，然后在外面的购物中心绕个圈子才穿过校园，留意别下错车。可惜我没听懂，还是在学校门口下了车。<br>　　 我提着大箱小箱站在校门口，向里望望，一片绿树，深不可测。校舍不知隐藏在哪里。拖着箱子走了几步，新箱子上的轱辘纷纷脱落，再也不肯挪窝。我一筹莫展，自从下了飞机，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br>　　 一辆汽车开进校园，情急之中我一扬手，车子停下来。一位年轻女子摇下车窗问：“需要什么帮助吗？”我说：“我是语言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不知道中文系在哪里，你能把我带过去吗？”她说：“当然，上车吧。”她告诉我她正好也是语言学院的研究生，是南斯拉夫人，在研究语音什么的。说话间，到达了我的最终目的地。<br>　　 中文系的秘书是个华人，是首次见面，但在电话上已有交道。在国内时我曾往中文系打过一个电话，要和导师商量什么事。我准备了半天英语，比如“请给我接一下冯先生”，“他什么时候上班”。是这位秘书接的电话，她用英语说：“冯先生不在，我可以给你带个话吗？”我傻了眼，准备的英语不够用。我急忙翻开手边的《英语会话》，照着书念了一句：“我怎么能和他联系上。”她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熟悉了此地的语言后，才知道那国产的“英语会话”过于书面化，象是两国首领交往的外交辞令）”我只好说：“谢谢，再见。”见了面才知道她是一个华人，还会讲广东话和普通话。她明知我是中国人，并且英文词不达意，在电话中却跟我讲着咄咄逼人的英语。不管她是有意无意，见到她我心里有些不快。从那天起我的既定原则是见了中国人只讲中国话。秘书说导师病了，三四天没上班了。她给冯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冯先生说下午来系里见我。<br>　　导师冯先生终于来了。见到我没有客套，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不先打电话来？”我奇怪了：“我打了电报，你没收到吗？”他眉毛一扬：“电报？简直是笑话！二十年前就没人打电报了。”可那时电报在中国似乎还是最快捷的通讯方式。普通人家没有电话，市内通话要到街口小铺的公用电话去打，国内长途要去邮电局，打国外的电话就得到电报大楼，还要排个把小时队等他们接通。我没说话，对一个台湾人说这些是有失脸面的。冯先生翻翻桌上堆积的信件，没有电报。电报是我到达了三天后才来的。<br>　　冯先生又问：“到了悉尼为什么不打电话，我可以派人到机场去接呀。”我讲了打电话的经过。冯先生一脸轻蔑：“你们大陆来的人百分之百都不会打公用电话。如果你不会，难道还不会读电话机上的应用指导？先拿话筒，后放钱！”我又没吭声，心升反感。在大陆我从不在街边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那些电话百分之九十八是坏的。在机场时心里慌张，哪还注意到电话上有说明？钱都落在了电话机的取钱口，下一个打电话的人必是个幸运儿。<br>　　 冯先生把我安排在他的另一个学生家。一个小房间，什么家具都没有。我从箱子里拿出一些被单，胡乱裹在身上，躺在地上。往着窗外，夜空蓝得通透，密布的繁星，都是陌生的，蓦然想起已是斗转星移。我打开带来的小半导体，在陌生的澳洲口音的英语伴随下睡去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追着我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她没站稳，从敞开的机门上掉下去，半边脸摔得血肉模糊。我抱着她的头哭叫道，都怪我，我不应该来澳洲，我不应该来澳洲！我从梦中哭醒，决定明天一早打电话问问妈妈的平安。梦预示着什么呢？大概预示我在澳洲的生活不会顺利。的确，头一天就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头一天我就体会到“看世界”不是那么容易的。后来我在二十天内搬了四次家；我和导师吵翻了；我的学业因病中断……。我和所有在这里的中国人一样，象一棵在水土丰沃的大地上生长的植物移植到一块生荒的土地上，非常艰难地把切断的根扎进地里，元气大伤。<br>　　但是我们终于还是在澳洲的土地上扎下了根。<br></FONT>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15 19:40:2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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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香港老太<BR>　　 <BR>　　香港老太八十八岁了，有一儿一女。女儿住在香港，儿子一家移民澳洲。儿子在香港还有生意，两边跑。儿媳妇留在这边，不愿意伺候老太太，登报找一个“工人”，于是我就成了那个“工人”。<BR>　　早上八点钟我准时到了那家。一座新建的两层楼房，浅橘色砖墙，雪白的石柱撑起拱形走廊，走廊上面是阳台，两扇落地大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BR>　　儿媳妇两眼冷若冰霜，径直把我带到老太床前，说：“这是伺候你的工人。”便转身走了。老太急忙招手：“快扶我上厕所。”老太腿脚不灵便，自己走不了路，夜里没人服侍，没法方便。家里有两个厕所，一个儿媳妇专用，另一个严格规定八点以前归孙子，孙子上学以后才轮到老太使用。老太每天早上在床上憋得痛苦辗转，我一到她第一句话总是说：“你可来了，我六点钟就憋醒了，盼星星盼月亮哟。”床上总是湿漉漉的。婆媳俩不过话，老太怕儿媳妇，跟我商量：“你跟她说说，在我床前放个便桶。”儿媳妇说：“绝对不行，要弄脏我的地毯。”<BR>　　　　儿媳妇和“太太团”去打麻将、饮茶、购物，一去就一天。我照管老太的吃喝拉撒睡。吃过早饭老太坐在客厅一角，阳光在这里停留一个时辰，光线从后面把她的头发照成一团发亮的银丝。老太窝在沙发里，虽是手戴金镯，项佩玉链，却少些阔人家老太太的气势，象个乡下人。“拿本画报我看看。”茶几上一落关于明星们吃喝拉撒的香港画报，我随手抄起一本画报递给她。老太翕动嘴唇，断断续续念着大字标题，她识字不多，十个字里可以念出两三个。“看那，他们我都认识！”忽然老太兴奋起来，指着画报上一张彩色照片，“肥虾、阿炳、区老三、雄哥……，我老公的拜把兄弟，老公活着时常来我家。”我凑过去看看，四个老头的合影，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是一个大宴会上的香港商界头面人物。<BR>　　“哟，你老公以前一定够风光的。”<BR>　　“当然了。我老公有一个好大的公司，做饮料，每月光是电费就要交十几万元！”<BR>　　“那公司呢？”<BR>　　老太黯然：“卖了。” 几年前儿子卖了公司和住宅，然后扛着全部家当：银行存款、家具细软、还有手纸和方便面跑到澳洲。她微微合上眼，喃喃道：“到这里干什么，还是香港好哇。”<BR>　　我说：“你老够有福的啦，住得这么好，还不满意呀？”<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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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一年后，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莎丽。我刚刚踏上汽车就听见有人在车尾大声呼唤我的名字。其响亮如乡下女人唤儿回家吃饭，且惊喜而热情。全车人的目光随着声音的起点转到声音的终点。我臊得几乎立时就要转身下车，但还是不声不响坐到了她的身边。她拉着大嗓门：“搬家了吗？”“搬了。”“怎么不告诉我，搬到我这里来？”我吱唔着，那房屋、那地点我都不喜欢，再说和房东住在一起麻烦一定不少，特别是她。莎丽仍是没完没了：“你有没有朋友？你人好，你的朋友一定都很好，你给我介绍几个吧。”瞧，她的逻辑就这么简单。我倒不好意思了，诺诺应承。想想一孤身女子，独自供这么大房子，也是应该帮帮她，就介绍了一个还算可靠的男性朋友进驻。那人又介绍了他的熟人进去，熟人又介绍了熟人，一时间房子里人气旺盛，莎丽自是喜欢，对我感激不尽。<BR>　　　　一次那位朋友请我去吃饭，莎丽来开门，喜气洋洋地把我迎进去。这是我第一次到莎莉家，只见地毯上铺了一条长长的塑料片通往客厅和厨房，其它走路经过的地方铺着纸箱拆成的硬纸板，一不小心就绊一下。桌子、柜子每个水平平面都盖上了报纸。房间里到处贴满纸条，是莎丽歪歪扭扭的字迹：“随手关灯”，“把水龙头拧紧”，“塑料口袋不要扔，放在这里”，“洗菜淘米水倒在这个桶里冲厕所”……。过得很是认真节俭。朋友说她人还行，就是罗嗦，管事太多，乡下人，不开眼，就认钱。<BR>　　　　这顿饭是朋友做东，其他房客作陪，莎莉则自愿为大家做饭炒菜。房客们都是男人，都是从大城市来的，根本没把莎丽放在眼里，尽拿莎丽打哈哈。上了菜，莎丽说大家吃吧。他们怪声怪调说，饱了饱了。一阵坏笑，意思是看着你的模样，不吃饭就饱了。莎丽没心没肺地跟着哈哈笑。趁莎丽去厨房，他们打了一个什么赌，说输了罚你跟傻姐（他们这么称呼莎丽）睡觉。另一个就作出惊恐万状的样子讨饶。我觉得这些人有些险恶，莎丽的日子不会好过。莎丽可没那么多心机，送我出门时，对我千恩万谢，说：“他们每人交五十元，我还钱（贷款）轻松多了。”我说：“小心那几个男的，油头滑脑的。”莎丽说：“这帮家伙呀，又脏又懒又调皮。”怨是怨，却笑开了花，象是母亲带着爱意嗔怪自己的孩子。<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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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这帮男人再捣蛋，我也想不到，他们会把莎丽弄疯了。那是半年后，我见到了那位朋友才知道的。他说，一个男房客不知怎么把莎丽诱上了床，然后宣传，知道莎丽多大了吗？三十八岁了，还是个黄花老姑娘呢！那阵莎丽幸福到了极点，偏平的脸上放出光彩，笑眼挤成一条线，说话的声音更响亮更语无伦次。对于男女之事，莎丽是绝对的认真和实在，每天夜晚溜进那家伙的房间钻进人家被子，直挺挺地等着。而那个纯粹是为了泄欲的男人，每天早上还向其他几个男人发布昨夜战况，或者说，“哎，傻姐说，我爱你，你爱我吗。这不是糟蹋我吗？”再不就是：“救救我吧，傻姐要和我结婚，还说一块儿还房钱，房子最后有我一半。你们谁愿意上？我连人带房子一块拱手相让。”莎丽不懂城市男人玩世不恭，动了真心，她不仅想有个自己的房子，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她不屈不挠，不依不饶地要求结婚。那家伙知道这事情象口香糖粘在鞋底甩不脱了，趁她上班收拾东西溜了，还欠了两周的房钱。<BR>　　莎丽急坏了，逢人便打听那家伙的下落。人家骗她说，那人去了美国，那么远，算了，就死了这条心吧。莎丽赔了夫人又折兵，男女之事且不提，就算吃了哑巴亏，可那两周房钱呢，一百块钱哪！一百块钱对莎丽可是个大数目，相当于她半周的工资。几年来她供房的钱是从一个小线头一个小线头，一滴水一度电上抠出来的。银行里的存款长上一分，意味着又有一块砖，一片瓦属于她了。添砖加瓦的喜悦伴随着她走了好几年，赋予她生命以重大的意义。现在那一百块钱的丢失如轰隆一下倒了一面墙。莎丽是乡下人，承受不了这个，只几天的工夫，她就疯了。她把报纸涂上墨汁，盖在头上，夜间象幽灵一样在屋里屋外乱转，自言是七仙女下凡，扬惩人间善恶，渗人得慌。房客不敢再住，都搬走了。搬走时，把该交的房钱塞在她手里说，莎丽，你可看好了，这是我交的房租，我可一分钱也没欠你的呀。又安慰她，我们要找到那个王八旦，非把那一百块揍出来不可。其实他们都知道那家伙躲在哪里。我对那朋友说，去找那人讨回钱来呀。他说，这年头谁管谁呀，谁愿意为她得罪人哪。再说她已经疯了，这钱对她也没意义了。<BR>　　　　莎丽的工作也丢了。她疯是疯，还没忘了去上班。到了工厂，把人家新做的衣服剪得条条缕缕，扎在头上，咿咿呀呀地唱小曲，老板大惊，立刻把她轰出厂门，工资也扣了。<BR>　　我要去看莎丽，朋友说，她进了疯人院。丢了工作以后，莎丽有一天突然倾其所有积蓄，买了一张去美国的飞机票，到了机场，既没护照又没签证，硬要往里面闯，被查出是个疯人，直接送到了疯人院。<BR>　　在若滋奥精神病院，我见到了莎丽，她人已经痴痴呆呆的，脸变得虚泡囊肿，是打激素闹的。她叔叔只来过她一次，此外没有人探望她。见了我，还能认出来，眼睛闪了一下，竟没忘记问：“你再给我介绍几个房客吧？我还钱好辛苦哇。”我的良心上很过不去，我介绍的人间接地给她惹了祸，弄成她现在这个样子。再看看她旁边的人，一个女的嘟嘟囔囔说个不停，满嘴黄色语言，见了男的，就往女厕所里招。其实莎丽只是一时迷了心窍，真不应该呆在这个地方，和这些人在一起不疯也得疯。<BR>　　　　莎丽不久就出院了，有个护士定期去给她打针。我没再去看过她。我开车回家总要经过她家，晚间每见那偌大的屋子黑洞洞的，总是想，她在干什么呢？<BR>　　终于有一天再经过她家时，见门前竖立一个大牌，“此屋出售。”不知道莎丽去了哪里，只知道那时她还有一大半贷款还没还完。<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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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我进了电梯，一个菲律宾清洁工随着我钻进来。她同情地望着我：“你不怕被解雇吗？”我说：“我不管，我不能受这个气。”她说：“她很讨厌，她对我也是这样，因为这个。”她指指自己的脸。我的眼泪突然涌上来。<BR>　　　　我没有回家，在院长办公室门前等院长上班。我向院长告了伊莎贝拉的恶状。院长不动声色，只说：“你想要怎么样呢？”我说：“尊重。尊重我的人格，尊重我的工作。”院长想了一下：“这样吧，你干白班，把白班护士换到夜里，我再也不会安排你在她的手下干活。好不好？”对于早上的争吵，院长始终不予置评，她关心的是有没有萝卜顶那个坑。于是就有了让我最痛快的那句话：“不，我不干了。”<BR>　　<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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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　莎丽供房 <BR>　　 <BR>　　<BR>　　　　认识莎丽是在一个制衣厂，我在那里找到一个三天的临时工作。工作很简单：把成衣上的线头剪下来。老板说，莎丽，你教她怎么做吧。<BR>　　 莎丽是唯一的剪线工，领导了我一个，就有点拿腔作调的意思，摆出了行家里手的架式，绷起面孔，尽量少说话，不时检查一下我是否落掉线头没剪。干这种活如果再能被挑出毛病来，那真是白痴了。莎丽在气势上压不住，只半天就恢复了从事简单劳动的女工本色，向我问长问短打发单调的时光。她好说话，说起话来是爆发性的，跳跃式的，没有逻辑。到了下班时，我的事情没问出多少，她那点家底就都抖擞光了。<BR>　　莎丽没有父母，几年前随叔叔全家从中国移民过来。让我惊奇的是，她的叔叔竟是一个高级工程师。我怎样也不能把面前这个人和高知家庭联系起来。她比我矮一个头，平平扁扁的脸上遍布雀斑，五短身材，特别短的是脖子，头象是直接放在肩膀上的，再加上胸前嘟噜着一大堆花边、肩头打褶的泡袖衬衣和套在外边的半长不短的裙子，更显短粗。她说她从小就在乡下和爷爷奶奶过，直到出国前。这就对了，任何人第一眼就看出她是一个乡下人。尽管是在澳洲生活，仍然乡气不改。她与叔婶没有感情，叔婶对她更是可有可无。一到澳洲叔叔就说，以后的生活全靠你自己了。从此断了来往。<BR>　　莎丽在乡下长大，知道房子是乡下人的根，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子。剪了五年的线头，终于付了买房的首期。于是在悉尼，比起其他的中国人，乡下姑娘莎丽奢侈地拥有一个三室一厅的花园房子。尽管是破旧的木板房，并且在一条主要交通大路上，但是属于自己。自己的房子她只住了一小间，其余的房间连同一个储存室都出租了。莎丽非常努力地工作，想早一天还清贷款。这是莎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生活，她唯一没有告诉我的是她的岁数。问她，她必反问：你说我有多大了？我说，二十五岁吧。她得意地笑了，不置可否。其实说三十五岁、四十五岁都可以，她的脸上看不出青春，看不出成熟，看不出沧桑，只是一派空白。<BR>　　　　莎丽并不关心我的身份和历史，她反复盘问的一件事是住房，住在哪里，交多少房租，和什么人住，想不想搬家。问得我很烦。三天后我的工作结束了。她说，搬到我家来住吧，我的房子就要租给你这样的人，懂事，靠得住。我以前招的中国留学生都很讨厌，我把他们都轰走了。一个着三不着两的孤身女人当房东一定有很多故事，也许是辛酸的。可是我住得很好，不想搬，就谢绝了。离开工厂后我没再和莎丽联系。<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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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母亲的祝福<BR>　　　　<BR>　　　　圣诞节的第二天下午是我当班。老人们睡醒午觉，有的在楼道里慢慢踱步，有的坐在窗前晒太阳，大厅里播放着舒缓的怀旧歌曲。一阵吵闹打破安静，我去察看究竟。一个老太太正在楼道里大喊大叫，她的声音宏亮，看样子身体不错。同班护士林达对我摇摇头，用食指在额角划了几个圈，意为精神有毛病。她告诉我这位赛西利亚&amp;#8226;克瑞格太太昨天刚到，原来独自住在一个老人村里。她已经九十六岁，身体还很健康，因为近来双目失明，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才转过来。她早已没有任何亲人，却吵闹着要回家，饭也不吃，劝止不住，只好由着她闹吧。<BR>　　　　“我要回樱桃谷，我住在35号山泉街！”克瑞格太太用手杖探着路，在楼道里蹒跚地摸索着：“有人可以帮助我吗？告诉我电梯在哪里，我要回家去！”她已经声嘶力竭，我实在于心不忍，就走过去对她说：“赛西利亚，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过两天你就会习惯的，你会交很多新朋友，坐下休息会儿吧。”我扶她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她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抓住我的手，苍苍白发埋在我的手心，干泣着说：“你让我回家吧，你不知道我妈妈在等着我呢，我不回家，她会着急的。”不知是多少年前的情景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到她的记忆里，变成了她黑暗世界中虚幻的现实。樱桃谷，山泉街，多麽美丽的地名，那一定是伴随着她幸福童年的地方。我说：“樱桃谷太远了，你怎么能回去呢？”“你帮我叫一辆出租车，我妈妈就站在街角的公共汽车站等我，她每天都在那里等我。”我只好采取缓兵之计：“病人离开老人院都必须经过院长批准，她今天休假。明天她上班时我去找她说好吗？”克瑞格太太松开我的手又绝望地哭泣起来，她的眼睛是干涩的，不知从哪年起，她的泪水已经干涸。我不觉得她的精神有毛病，我能体会她的心情，当人们失去一切亲人的时候，唯一能温暖心灵的，大约只有对那深切的母爱的回忆了。我记得四、五岁时，妈妈送我到寄宿幼儿园，她一离开，我所熟悉的世界立时天崩地陷，唯一能求助的就是眼流和哀嚎。但至少每个星期六，妈妈的身影出现的那个时刻给了我永远的希望。而克瑞格太太，母亲的身影只是出现在脑中的一个幻影。<BR>　　　　大厅里回旋着古老的歌曲《多年以前》。那是一首唱给爱人的歌曲，但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总是想到母女俩人心灵的交流，尤其是此时此刻。听，女儿对妈妈说：“请给我讲那亲切的故事，多年以前，多年前。请约我唱我爱听的歌曲，多年以前，多年前。”妈妈说：“你已归来，我忧愁全消散，让我忘记，你漂泊已多年。”母女共同发出心声：“让我深信你爱我仍如前，多年以前，多年前。”<BR>　　　　歌声中，能走动的老人毫无反应地荡来荡去，不能走动的坐在轮椅上，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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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护士长决定给克瑞格太太服用镇静剂。临下班前，我巡查了一遍房间。克瑞格太太安静地躺着，发出均匀的呼吸。我给她掖好被子，轻轻地把她散乱在额前的白发拨到耳后，她慢慢睁开眼睛，茫然地望着前方，柔声说道：“妈妈，是你吗？请带我回家吧。”眼泪突然涌进我的眼眶，我忍住泪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轻声说道：“赛西，好孩子，祝你做一个好梦。”她的嘴唇舒展开来，喃喃道：“我爱你，妈妈。”又闭眼睡去。替她关上灯，我已经泪流满面。<BR>　　　　第二天下午上班时，楼道里一片寂静。我去看克瑞格太太，她仍然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块蓝色塑料布。一阵恐惧攫住我的心。我问林达怎么回事，她说她已经“Passed away（去世）”了。当天早起后，她继续吵着回家，情绪过于激动，心脏病突发而死。克瑞格太太安静地躺了一天，为了不影响其他老人的情绪，去世的人要在夜间才抬走。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老人们照样荡来荡去，或呆呆坐着，她的来和走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记忆。夜里来了两个穿黑色衣裤的人，像幽灵一样带着克瑞格太太消逝在昏暗甬道的尽头。<BR>　　　　但愿在天国她找到了她的妈妈。<BR>　　　　<BR>　　　　圣诞期间我在老人院连续工作八天，拿到一千多元工资。收入是不错，但是我不会再去工作了。我的脑子又不停地转动起来，这次不是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而是对我今后生活的现实考虑。很有可能老人院是我将来无可逃避的归宿，为此我制定了一个切实的生活计划：第一，学好英语，要把它作为母语一样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以防于在老年的某一个时候突然忘光。第二，练习吃西餐，一周至少吃三次，以备将来吃不到中餐有路可退。第三，把母亲接来，补偿这些年骨肉分离的失落，尽女儿孝道，享天伦之乐。第四，趁还年轻，及时享受人生乐事。第五条加强对孩子的孝道教育，免得有一天空坐在被子女遗忘的角落做无望的企盼。这个计划从现在起就开始实施，也算是为自己老年后在老人院生活准备一份圣诞厚礼吧。<BR>　　　　<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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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夜班<BR>　　<BR>　　<BR>　　　　还是在老人院工作的故事。<BR>　　　　我这个人干活有些“毛病”：不怕脏不怕累，不偷奸不耍滑，若是与人交道，还不乏仁爱之心。这是做一个护士的绝好素质，这不，我正好就是老人院的代班护士。说“护士”是好听的，那些发药打针之类的真正的护士工作是由护士长来干的，我们只管伺候老人的吃喝拉撒睡，充其量是护理员。这种行当那些纯种的澳洲人宁可领救济金也不屑一顾，于是护士队伍便由黄的棕的黑的色彩组成。<BR>　　　　这次，老人院叫我顶替一个休假的夜班护士，大约要两个星期。工作是在三楼，我从来没在这层楼上工作过。这里住的都是行动不便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BR>　　　　晚上九点钟，下午班护士和夜班护士在一楼的办公室交接班。下午班护士汇报了老人们的健康状况、进食及大小便问题，便如出笼的鸟儿般一哄而散。留给我们的工作并不乐观：甲二十四小时没有大便了，乙情绪不稳定，丙不肯吃东西……等等。到了夜间，这些甲乙丙们不定会翻出什么新花样来呢。护士长伊莎贝拉布置了几件事，晚班的护士们各自奔赴岗位。我的工作是十二点、五点查房，给三个人洗澡。我没有干过晚班，听起来似乎不难。<BR>　　我走进储藏室去拿纸尿片，绝大多数老人需要这个来帮助他们功能失控的排泄系统。每逢此时我总是心升悲哀，曾给婴儿换过无数次尿片，尽管也脏也累，心中却充溢着对新生命的愉悦和希望。然而当人生走到再次使用尿片的时候，生命之火却已是奄奄待熄。想到这是人人的必由之路，我总是尽心尽力善待那些“老婴儿”，希冀将来我到那一天也得此善报。<BR>　　“等等，”伊莎贝拉叫住我，“你做几楼？我怎么没见过你？”她不是没见过我，而是碰见我她视若无人。我对她印象不佳，这位护士长身材瘦长，偏平胸脯，脸上紧绷的肌肉留下了几条深刻的沟壑，两眼发出拒人千里的冷光。护士们象葵花向太阳般环绕着她讨好，但是难得见到她一丝笑容。人们印象中的英国老宅邸的女管家，就是这个形象。我并不想把她脸谱化，但不幸的是有这样一类面孔的人往往就有这样一幅德性。刚来工作时见到她，我象对每个人一样，友好地打一声招呼，可是她总象是没听见，目不斜视地匆匆而过，我只是她面前的空气，她怎么会知道我？我告诉她我是在三楼临时工作的护士。“我只能给你四张尿片。你们为了图省事，光给他们垫尿片，不给他们用便盆。你知道现在一天要用掉多少尿片吗？尿片的开支早已经超过预算。”我心中不快，第一天还没干活，尿片吃紧的帐就算到我的头上。我说：“四张恐怕不够。”老人们本来就大小便失禁，谁知道什么时候就拉了尿了。“只要你勤叫他们起床解手，没准一张都用不着。”一点讲价的余地都不给，伊莎贝拉回身把储藏室锁上。<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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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　三楼死一样地沉寂。我先到每个房间检查了一遍，帮他们盖好被子，然后把他们床头柜上的假牙、牙刷、牙膏收集起来，去给他们“刷牙”。每个假牙都有自己的牙刷牙膏，不可混淆。当然，黑灯瞎火就我一人，这么做就是靠天地良心了。有的护士一把牙刷，一节牙膏横扫十几付牙齿。我做不到。刷完牙，把烘箱里的衣服浴巾取出，分门别类地叠好，按照上面的名字送到各人的衣柜里。<BR>　　　　明天早上交班时，每个老人必须裹着一张干尿片。四张哪里够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叫醒他们几次。十一点钟，我开始一个一个弄醒他们，请君撒尿：“醒一醒，该‘微微’了。”跟老人说话多用幼儿用语，撒尿说“微微”拉屎叫“噗噗”。正在酣睡的老人不是死不答理，就是断然拒绝。我把便盆塞到他们身下，“嘘嘘”吹着口哨，恨不得把他们象婴儿似地端起来，把出这泡尿来。天下有这么荒唐的事么：听到滴滴答答的尿声竟让我感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愉悦。<BR>　　　　好歹完成了第一轮检查，困意袭来，看看没事，我关上楼道所有的灯，坐在电梯口的椅子上休息一下。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在一个小规模的老人院干护士，最喜欢上夜班，等人都睡了，他就看电视，然后拼几个椅子睡觉，兴致来了还会和其他夜班女护士云雨一番。但是我们这所天主教会办的老人院非常正规严格，在“博爱为怀”的宗旨下，护士们无论白天黑夜都是不允许坐下休息的。白天护士假借给老人整理衣柜，坐在他们的床边，把衣服都倒腾出来，然后慢条斯理地一件件叠好放回去，赢得一会儿喘息的时间。晚上呢，该也有忙里偷闲的窍门，只是我还摸不到。我提心吊胆地闭着眼，耳朵支棱着听电梯的动静，随时提防护士长从电梯中冒出来。<BR>　　　　不到两分钟，楼道里传来尖叫：“皮特，放开我，你这个杂种……”不好，某老人院发生过八十多岁老妪被强奸事件！我“咚咚”一阵心跳，急忙循声跑去，声音来自十五号房间，我打开灯，见麦肯纳太太睁大眼睛，眼神空洞朝着前方，大声喊着：“皮特，园子里的草早就应该剪了……呕，看在上帝的分上，皮特，我爱你……”我喊她：“麦肯纳太太，麦肯纳太太。”她听不见，只管手舞足蹈地对“皮特”说话。她的被子已经踢开，我替她盖上，发现床单被子连同睡衣全部湿透，我手忙脚乱地换上干净的，她还在大声呼喊：“如果你今天晚上还不回家，你永远别进这个家门……”转瞬间，又都尿湿了。同屋的老太太喊起来：“护士，护士，我要发疯了，你不能制止她吗？！”我不知道怎么办，转了两个圈，打电话找护士长。楼下的夜班护士说不知道护士长在哪里，她说，麦肯纳太太每天夜里都如此，和她死去的丈夫整夜“对话”。管也没用，由她去吧。我在麦肯纳太太床前手足无措地站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以前住女生宿舍时，两个同学在梦中对话的笑话，灵机一动说：“麦肯纳太太，皮特已经睡觉了。他工作了一天，很累了，让他好好休息吧。”真管事，她停止叫喊，楞了一下，咕哝了一句：“难道我不累吗？”就闭上了眼睛。谢天谢地。<BR>　　　　这边没忙完，护士台的铃声又起，我急忙跑过去看，是九号房间的发登小姐在招唤。这位老小姐害着肥胖症，象肉山一样的身体，塞满了整个床位。每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她就要按一次铃，不是说浑身痛就是躺得不舒服了。说疼，我就给她捏捏按按，所尽到的力量也不过象蚂蚱在大象的身上蹦达。说躺得不舒服，我就前腿弓后腿绷双臂用力翻起她的身体一侧，那也不过是蚍蜉撼大树，稍一松劲，那一堆肉又重重落回原处。这回她说尿了。我摸了摸，哪儿都是湿的，这一泡尿足有一脸盆的水量。我看看表，一点半，还有半个钟头，她就要洗澡了。老人们各有怪僻，这位老小姐每夜两点钟洗澡，雷打不动。我说我们去洗澡吧。这样我也好换床单。发登小姐说不行，还没到两点钟。只好先给她换床单。本来人躺在床上换床单我是拿手的，先铺开半边，再把另一半从她身子底下塞过去，从另一边拉平铺好。但是对着这个四百多磅的庞然大物，简直无从下手。我推起她的一侧身子用头和肩膀顶着，塞进床单，发登小姐呻吟着：“你干什么呢，你要杀了我，你要杀了我……”费了半个小时终于皱皱巴巴地铺上了床单，也到了洗澡的时间。我是怎样把这座肉山弄到洗澡间，再弄回床上，中间近两个小时的过程便不再赘述。好不容易把她安顿好，正要离开，又听得她一声：“护士。”“什么事？”我的神经又吊起来。“谢谢你。”有了这一声，忙了这大半夜的劳累，一下烟消云散。我的“不客气”还没说完，那里已经响起酣声。<BR></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