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la1019

<FONT size=4>爱怎么着就怎么着<BR>　　<BR>　　　　住院的第二天，也就是手术的前一天，做了心电图、血液检查，平安无事。晚饭后护士告诉我，一会儿我的手术大夫将来看我，这大概是医院的一项常规吧。<BR>　　最先来的是奥康纳大夫。他是我唯一还没有见过的大夫。他方面大耳，慈眉善目，一说话就带着令人心中宽慰的微笑。他带了一群实习生，团团把我围住。他很亲切地对我说：“你好，刘太太。我是奥康纳大夫，与库伯大夫和罗塞尔大夫一起负责你明天的手术，我是他们的手术助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紧张吗？”“有点儿。”“不必担心，我们做这种手术有极大的成功把握。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早上七点钟开始你的手术。”<BR>　　随后，他翻了翻我的病床记录，向学生们介绍了我的情况。看来明天的手术，少不了又是一次观摩教学课。<BR>　　　　后来两位主刀大夫也来了，他们都是关切地问问身体状况，安慰鼓励一番。最后一个来的是麻醉师，他告诉我麻醉的过程：就象打点滴一样，在手臂插一个针头，麻醉剂不断输入我身体，直到手术结束。他是明天在手术室第一个与我打交道的人。<BR>　　　　总之，我的性命就托付在这些人手里了。<BR>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护士就跑来叫醒我，让我洗头洗澡，然后换上医院的衣服，并叮嘱我不要喝水吃东西。接着有人拿来一份协议书，问：“家属没来吗？”在这种场合家属大概是应该来的，如送亲人奔赴沙场。我没让老宋来，省得大家都紧张。应该是家属在协议书上签字，同意对手术中病人出现任何医疗事故以外的情况以至死亡不予追究。我说：“我自己签。”大气凛然，有如征战将军立下生死军令状。<BR>　　　　护士拿了一片药给我，吃了下去很快就昏昏欲睡了。将近七点钟，一个男护士推着一张活动床来了，验明正身我是刘太太后，扶我躺在活动床上，把我推向手术室。雪白的天花板在上方滑动，滑动。天花板的尽头就是手术室了。我的脑中象天花板一样，只有一片流动的空白。手术室门前已经停了五六张床，都是当天要动手术的病人。不等进门，麻醉师过来拉起我的右手，往静脉管插进一个针头，看来我无缘参观手术室了。此时我已不知紧张害怕了，到了这个份上，全部念头就是：“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抱着这个坚定的信念，我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BR>　　<BR>　　“你在哪里？”<BR>　　<BR>　　　　我醒来时，已经是晚上。屋子里灯火通亮，我的脸上扣着氧气罩，身上插满了管子。我的床边似乎有许多人在忙，这里不象手术室。<BR>　　　　见我醒来，一个大夫俯在我耳边轻声说：“刘太太，你现在在监护室。你的手术已经顺利完成。瘤子取出来经过切片化验，是良性的。”一副重担卸下来了。我刚想说谢谢，突然一阵翻肠倒腑的难受，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吐。”“没关系，你不要动，就这样吐吧。”这以后又不清楚了，只依稀记得吸管吸呕吐物的声音，还有擦身，换衣服、床单。再次醒来时，大夫又轻轻对我说：“刘太太，有人来看你了。”我睁开眼转头望去，头很沉，只稍稍转动了一点。只见丈夫、儿子、女儿，还有赵前、余芳、艾利思在我床前高高矮矮地站了一排。赵前抱着一大把鲜花，象是背台词似地说了句什么，大概是祝贺的话。我的样子似乎把他们吓着了，我是否已经变成歪鼻子斜眼了？在我瞬间的记忆中只留下一排人傻呆呆地瞪着我的形象。心里笑着，我又闭眼睡去。后来余芳告诉我，看到我满头绷带，满身胶管，确实很震惊。她还说，出了监护室，赵前变得深沉起来，慨叹人生之变幻莫测：“怎么活生生，好端端的一个人，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呢？”<BR>　　　　不久我又被叫醒，是我的主治医生罗塞尔大夫。他伸出三个手指问我：“请你告诉我，这是几个指头。”我心里一片轻松，有心开玩笑说六个，别吓着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三个。“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皇家阿尔弗雷得王子医院。”“你的生日是那天？”“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请你笑一笑。”我咧开嘴，感觉两颊的肌肉同时收缩。“请再笑一笑。”我又咧了咧嘴。“好极了！”大夫很高兴。我突然发现，我左耳的听力恢复了，听得真真切切。当初大夫们都告诉我手术后左耳听力将完全丧失。我实在无力张口告诉大夫这一喜讯，只想睡觉，留待以后再让他兴奋吧。罗大夫吩咐值班大夫一些事情就离去了，此时，他已经在我身边呆了整整十四个小时了。<BR>　　　　这以后，每隔一小时，值班大夫就要叫醒我重复“你在哪里”之类的问题。医院的名字又长又绕嘴，要经过思考才能答出来。我实在太疲劳了，请求道：“我的意识很清楚，但我只想睡觉，请不要叫醒我好吗？”大夫答：“很对不起，打搅你睡觉了，但是在十二个小时之内，我们必须每小时做一次记录。明天早上你就可以安心休息了。”只好由他们去吧。<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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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可以见人了<BR>　　<BR>　　　　第二天早上，大夫对我说：“你的情况非常好，可以回病房了。”回到病房，我被搬到床上时才感到左耳后面的头部有点疼痛，刀口就在那里。护士端来了早餐，洋人真是奇怪，醒来的第一件事必是吃早饭，然后才是洗脸刷牙之类，我百思不得其解，文明这样发达的人为什么早上首先要吞食口腔里残存了一夜的发酵物呢？不管它了，来看早点：麦片粥、牛奶、冰激凌、橘汁、者哩摆了一大盘，可我一点食欲也没有。在护士的劝说下，勉勉强强喝了几口粥。接着护士就让我去洗澡。洗澡？刚动完手术？洋人视洗澡为一日之计中的头等大事，甚至我的朋友刚刚生完小孩，就被赶去洗澡，这在中国简直是无法思议的。看我身上挂着几个瓶子，行动很困难，护士打来一盆水请我擦身。她问我要不要帮助，我谢绝了，只请她扶我做起来，尽管艰难，我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我慢慢拧干手巾把身上抹了一遍。每一个动作都引起头部疼痛，这才体验了什么叫“牵一发而动全身”。<BR>　　　　护士给我打了一剂止痛针，让我安心休息。醒来时已是下午。我想上厕所，按铃叫护士来帮忙。护士说：“你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试试吧。”手术完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让我下地走路？简直怀疑她这是推诿责任，但她那么认真，那么诚恳，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没办法，澳洲人都皮实，他们也是这样看待你的，别自己娇自己了。我慢慢坐起来，伤口很疼，我用左手轻轻撑着头部，以免摇晃和震动，然后踏上艾利思昨天送给我的羊皮毛窝，右手推着点滴瓶的架子，点滴瓶还都连在我的身上，架子正好帮我支撑身体。我一步一步挪向厕所，心里想，在中国是不是第一天就下地呢？<BR>　　　　在厕所的镜子里，第一次看到了手术后的我：一条宽宽的绷带从左耳后绕及前额。头发还在，手术前，一位曾在同仁医院工作的大夫告诉我，要把头发全部剃光，至少剃一个阴阳头。我的大夫只把开刀范围的头发剪掉，缝合后，上面的头发垂下来，盖住伤口，不仔细看，与正常人没有两样。再看看脸，虽瘦，但微微泛出一些红润。眨眨眼，两对睫毛一起上下乎扇。笑一笑，嘴角同时向两边漾去。好极了，一切都和以前一样，面部神经工作正常，没有面瘫，不必担心见人的问题了。<BR>　　<BR>　　还有一坎儿<BR>　　<BR>　　　　晚上，我盼望的时刻到了。刚刚下学下班的一群人涌进来，带给我无限的喜悦。赵前抱着一个半人高的大狗熊，毛茸茸的大脑袋，黑亮的小眼睛，胖墩墩的身子，笨头笨脑的样子，这是我向往以久的傻家伙。<BR>　　　　孙理送我一张祝贺卡，上面一个漫画形式的士兵昂首挺肚，在炸弹枪子儿满天飞的战场上大跨步行进，把大大小小的地雷炸弹坑抛在身后。孙理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当然，你是说我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了。”别出心裁的赞扬和鼓励。<BR>　　　　余芳办事一向细心严谨，她把一周来的报纸整整齐齐放在我枕边。她在一家华文报社供职，有此工作之便。<BR>　　　　艾利思送我一束金黄色的花，花朵大小寸许，颜色象迎春，形状象玉兰，煞是高雅，和昨夜赵前的那一大把鲜花一起置放在床头的花瓶中，伸展开婀娜的身姿，散发着幽香，一下子把热闹的春意带到了床前。<BR>　　　　女儿抢着述说野营生活，说真不想回来了。我问：“你想到过我生病开刀的事吗？”她突然不好意思起来：“我忘记想了。”一片笑声，孩子就是孩子，无忧无虑。<BR>　　　　正当大家围着我热热闹闹地说笑，一个大夫来了。他说：“你的手术作了十多个小时，是今年以来难度最大的手术。但是由于开刀角度的原因，瘤子只切掉了一部分，”他用拇指和食指圈起来，比划了一下割下来的瘤子大小，有乒乓球那么大。“还剩下一小部分在脑袋里，需要在将来再作一次手术。”大家愣住了，许多话没有听懂，但基本意思明白了。欢快的气氛一扫而尽，这就是周大师说的“还有一坎儿”？我终于没有逃过去。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需要详细了解。大夫答应在第二天安排主治医生介绍手术的全过程，并尽量解答我们的问题。大家立即把问题汇集了一下，推举英语最好的赵前和会讲中文的艾利思与医生对话并给大家传译。赵前赶忙把大家的问题抄在纸上，回家连夜查字典去了。<BR>　　　　第二天手术第二梯队的戴维斯大夫给我们解释了手术的情况：根据ＣＴ和ＭＲＩ片子，大多数医生的意见是耳神经瘤，但是打开头颅以后，才发现是脑科的罗塞尔大夫所一贯坚持的脑膜瘤，于是由罗大夫做手术的主刀。令大夫们吃惊的是，脑瘤巨大，包围了各种神经和血管，并沿着颅骨内壁向一切能生长的地方伸展过去，一直挤到耳朵部位，造成耳聋。医生在显微镜下用了很长时间把肿瘤与神经和血管剥离开来。由于瘤子的形状怪异，从刀口进入的手术刀无法触及伸入耳朵的部分，而连接大脑和心脏的主动脉也在这个部位与瘤子粘连，万不可冒险切除，因此只好作罢。<BR>　　　　戴维斯大夫说，我还需作一次手术。下一次手术将由耳鼻喉科的库大夫主刀，从耳朵部位进刀。至于什么时候作，大夫们主张视瘤子发展而定，当瘤子长到再次影响健康和行动时，再作也不迟。大夫说大概五六年吧。<BR>　　　　达摩克利斯剑从此吊在头上，认吧，这就是命运<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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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从不寂寞<BR>　　<BR>　　　　每天护士按时来给我送药，量体温，测血压。我的血压一直很低，总是在８０/５０间，引起了大夫重视。大夫嘱咐把我的床尾升高，向床头倾斜过来。躺在床上脚高头低，血都往头上流。这种近乎原始的土办法也能治病？我头朝下地躺着，这一刻觉得不是躺在拥有先进医疗技术和设备的大医院，而是老祖母的乡间小木屋里。<BR>　　　　病房里很安静。住院的病人连手术带休养一般都没超过两天，就属我住的时间长。但我一直也没得休息，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探望。别看是这么个大医院，虽有探视时间，却不严格限制，熟门熟路的人任何时间都可以长驱直入。不象在北京，哪怕是一个区级的医院，一个老护士把着住院处的门口，若非探视时间，一个苍蝇也飞不进去。当然，我时刻盼望着有人来。<BR>　　　　米歇尔和余芳天天来看我。米歇尔就在旁边的悉尼大学读书，只要有空就跑过来，多数是在吃饭时间。每次总带些稀奇古怪的食品：日本的“寿司”、黎巴嫩的“伊肉斯”、印度的“巴巴丹”，同时总还有一盒水果沙拉。她坐在床边和我一起享用这些午餐或晚餐。她的同情和理解的眼神在我脸上游动，似乎她也在遭受同样的痛苦。但她往往呆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去听课、开会、谈话或干什么事，忙得象一阵风。<BR>　　　　余芳每天下了班就直奔医院，同时不忘带上当天的报纸。她有着记者的一切素质：广博的知识、机敏的反应、惊人的记忆，还有滔滔不绝的口才。她每天向我汇报国内外以及个人的一切大小事情。我们两个聊起来永远没个完，直到病房熄灯。这令我想起小学的时候，放学她陪我回家，路上谈得热闹，到了我家，我又送她到家，还是聊不够，相送了四五个回合。天黑了，才在两家距离的中点恋恋不舍地说再见。<BR>　　赵前每天开车拉着我的一家大小到医院，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一天赵前单独来病房，塞给我一个小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千元。我知道他没有这么多钱，奇怪地问：“从哪搞来的？”他现出不耐烦的样子，粗鲁地说：“要不要吧？不要就拿回来。还给你就得了，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暗笑，不再吭声了。<BR>　　布朗和她的妻子杰思敏带给我一整套贝多芬的交响乐录音带，这是我最喜爱的音乐，对人生有着强烈的感召力。她怎么知道我喜欢贝多芬？我突然想起一年前和她聊天时，曾经谈起过我所崇拜的音乐家，她至今还记得。<BR>　　　　我请布朗转告汀娜我的情况良好。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汀娜寄来的贺卡，是她自己做的。上面画着一个精致的小木窗，还是活动的。打开窗子，一只可爱的小熊正向外探头探脑，象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同时她寄赠我一本书《灵魂的升华》，内容是以格言形式阐述生活的哲理，助人提升精神境界。<BR>　　　　工厂的工友，学校的同学也不断来看我。住院这些天，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寂寞。<BR>　　<BR>　　茴香饺子<BR>　　<BR>　　　　我一直吃不惯洋人餐。医院的伙食我实在不敢恭维，虽然顿顿牛奶三明治，大鱼大肉，标准绝对不低，但吃起来不外是没滋没味的烤鱼、煎牛扒，没油没盐的土豆泥、豆角、胡萝卜。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几样东西一种做法，引不起任何食欲。也可能是手术后身体虚弱，胃口不行吧？我问大夫：“为什么吃什么都觉得没味呢？”大夫说：“是的，手术时切断了你左边的味觉神经。不过，过一段时间后右边的味觉神经会承担起整个味觉的作用的。”又一颗定时炸弹爆炸，只是杀伤力小一点。后来将近一年时间，我做的菜比以往咸一倍，害得大人小孩叫苦不迭。<BR>　　　　听说我食欲不好，老宋天天带一罐鸡汤来，令我想起以前生孩子时的同样情景来，但那时是真正香喷喷、黄澄澄的老母鸡汤。这里的鸡没有性别，煮出来的汤永远是白色清汤，不鲜不香，好在用中国做法，放上几颗冬菇，下足了葱姜大料，其味道远远胜似洋人用黄油和起司做的汤。<BR>　　　　余芳装了一保温瓶用瘦肉西洋菜和北杏熬得烂烂的汤，清香鲜甜。她说是和广东朋友学的，这种汤温补，对手术后滋养身体最合适。<BR>　　　　大雷、小雨拿来的是葱花饼，典型的北方口味，油渍渍的，外焦里嫩。小雨烙饼的技术大有长进。<BR>　　　　一天大家谈起吃，我说，在澳洲再也吃不上茴香馅的饺子了。第二天小雨带来一个大饭盒，里面装满饺子，竟是茴香馅的。她说：“不稀奇，在野地边铁道旁，到处都是野茴香。”吃起茴香饺子，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到家乡北京，茴香上市的季节，小胡同、大杂院里的大妈大婶们摘着一把一把的茴香，捏着一盖帘一盖帘的饺子。浓郁的香味混合着温馨的气氛，在北京人的心头凝聚成茴香情结。特别是澳洲的北京人。<BR>　　　　“等你病好了我们一起去摘茴香。”小雨说。<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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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一物降一物<BR>　　<BR>　　　　十天后医生通知我可以出院了。又是一个不可思议：这么大的手术十天就可以回家了。<BR>　　　　刚到家，孙理就来探望，扔下了五盒十全大补汤，让我好好保养身体。我拿起盒子端详着，装璜漂亮的盒面是一层透明塑料，透过盒盖可见里面分成十个小格，各放一味草药，党参、当归、芍药、伏苓、……都是上好的补药。我立即煎了一盒，两小时后，一小碗浓浓的、棕褐色的十全大补汤熬好了。我一口气喝下去，不象一般苦涩的中药汤，甜甜的很好喝。想象着药力由胃部顺血液到达全身，顿觉精力倍增。<BR>　　　　不料到了半夜我感觉头疼，一阵紧似一阵，第二天早上已经疼得起不来床了。不是刀口疼，而是整个脑袋抽着疼，每抽一下，全身都牵动起来。我以为手术后头疼是正常的，默默地忍受着，到了下午，已经疼得天昏地暗了。我打电话给赵前：“请送我到医院。”半小时以后，我已经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了。大夫检查了我的体温、血压、伤口及血常规，用了四五个小时，一切都正常。大夫莫名其妙，说：“头部手术后不应该出现头疼现象。”姑且给了一些止痛药和消炎药。找不到头疼的原因，更令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莫非手术失败了？还会怎样发展下去呢？<BR>　　　　回家后，头疼一天比一天厉害，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一刻让你喘息，任何声音、光线都会引起更厉害的疼痛。大人小孩整天静悄悄的，大气不敢出。窗帘从早到晚拉起，屋子里总是黑洞洞的，一家人和我一起受着煎熬。我想，这次是真的天数将尽了，只能接受，别无选择。 <BR>　　　　疼了大约十天，米歇尔来看我，一见我状，马上说：“不行，你要立刻上医院。”随即打电话叫来了出租汽车，于是我又回到了急诊室。这次在急诊室呆了七八个小时，又是抽血之类，甚至又做了一次ＣＴ扫描，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没办法，他们请来了我的住治医生罗塞尔。罗大夫吩咐抽脊髓检查是否脑膜炎。一大管脊髓抽走了，出来的结果还是正常。主治大夫也一筹莫展了，问：“你自己吃了什么药吗？”我摇摇头。我确实吃了一碗中药，但怎么对大夫解释呢？光是党参、地黄、川芎之类的名称就得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更不要说其中的成份和对不同人体的影响，他们就是研究几年也难得要领，所以干脆什么也别说。最后连主治医生也无计可施了，给了一些强力止痛药，说：“回家后密切观察发展，实在不好再回来。”“回来又会怎么样呢？”“只有再打开看。”吓死人！<BR>　　　　回家的路上，艾利思告诉我，她在中国时，一次鼻子发炎，去看了中医。吃了汤药后头剧疼了几天，疼得满床打滚。我心里一动，莫非真是补药引起的？<BR>　　　　都说绿豆既解毒又解药，喝点绿豆汤试试吧。我熬了一大锅，一口气喝了满满两海碗，连渣子全都吞下。第二天一早，奇迹出现了，先是痛痛快快地排除了身体里积累多天的废渣，后来就开始呕吐，吐一次觉得脑袋轻松一点，吐了三次，头疼竟然停止了。人说“一物降一物”，真是千真万确，小小的绿豆竟然降服了这些药中之王，救我一命。人们说绿豆时常与王八并提：“王八瞪绿豆，对上眼了”，真不公平。后来我去看中医，告诉他这件事，他大惊道：“十全大补万不可乱用，你手术后正是虚不受补的时候，若用大补，必令虚火上升，集中于头部，引起头疼。这就象伤寒病人刚刚恢复就给他吃荤腥油腻，则必置其于死地一样的道理。”于是剩下的补药就受进了柜子，直到两三年后才有机会完成它们的使命。<BR>　　<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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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兮祸所伏<BR>　　<BR>　　　　我在ＲＰＡ医院（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的简称）做一年一度的例行检查。罗赛尔医生拿着ＣＴ片子看了许久，突然问我：“你的脑瘤长在什么位置？”我觉得好笑，指指左边。那么大一个手术，他主刀，竟然忘了。他摇摇头：“找不到。”他翻看我的病例，恍然想起我这个四年前的病人：脑膜瘤，没割完，还留了一部分在脑子里。“不可思议，它竟然消失了。”他笑着转向我：“太好了，是不是？”我也笑着回答：“是呀，太好了。”都说太好了，他用的词是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我用的是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在英文的意义上，我的比他的降了一级。我的高兴是留有余地的，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问：“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无法解释。”我自作聪明地问：“是不是你们把瘤子的根切断了，剩下的部分就慢慢萎缩消亡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笑了：“毫无道理。”“要不然是瘤子的位置很隐蔽，ＣＴ扫描不到，或是ＣＴ还不够精确？”大夫说：“不，我们给你用的ＣＴ是最先进的，不存在那样的可能性。”他伸出手：“祝贺你！”那是一九九四年七月。<BR>　　　　九四年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一年。那一年好事很多，我成了澳洲永久居民，六年的媳妇熬成婆；我的第一篇文章在悉尼留学生的杂志上发表了，随即又在国内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上发表；我回到了阔别六年的中国，与家人团聚朋友重逢，度过了最愉快的时光。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看到未来在向我招手。<BR>　　　　九五年五月，我先做了脑部例行检查，然后报了一个专业学习的课程——国际贸易，和一群年轻人坐在课堂。我并非对国际贸易有多大兴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只是想对自己提出新的挑战，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潜能。<BR>　　　　两周后应该去库伯医生处看检查的结果，就在那天我接到医院的电话，是一个小辈的医生：“库伯医生在休假，请你两周以后再来。”大凡事情进展不顺利，总是不好的兆头。我问：“你能先告诉我，结果怎么样吗？”他翻翻病历：“好象有点小问题。”我追问：“什么问题？”“还是请库伯医生跟你说吧。”<BR>　　　　是什么问题呢？我做了一百种猜测。每一次猜测，我都用那个医生说的“小”字安慰自己，告诉自己平安无事，但是我再也没有心思坐在课堂里搞国际贸易了，我刚刚上了四天课，又去退学。教务主任很不满意，他一定在想，这位课堂上最老的学生要是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我心中并不服气，如果没有那个“小问题”，我是会学出个样子让大家看看的，但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BR>　　　　我这边如热锅蚂蚁，医生那边消闲度假。这两个星期真难熬。<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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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　加急电报<BR>　　<BR>　　　　我出院后两天就收到妈妈打来的越洋电话，她好长时间没有收到我的信，十分不安，特来电话询问。正是头剧痛的时候，多想向亲人倾诉一番，得到他们的安慰，但是我忍住了，立即调动全部精神，以最轻松的口吻和最嘹亮的声音交谈一些不关痛痒的事情，间或说句笑话，引起两头咯咯笑一阵。她确定了我只是因为忙写论文而无暇写信后，放心地挂了电话。<BR>　　　　几周后，米歇尔前来辞行。她要到中国去结婚，和一个她在中国留学时相恋的中国男子。我请她去看看我的父母，给他们带些我在澳洲平安生活的消息，但对我开刀的事绝口不提。她面有难色，对我说：“我应该去看你的父母，但是我不能够说谎，还是不去的好。”这就是米歇尔，透明得象一块水晶。我不勉强她了，也没有必要对双亲此地无银三百两。<BR>　　　　一年后，我突然收到家里的加急电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拆电报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电报的内容是：“速告病情”。一年了，不知通过哪条途径，我生病的消息终于姗姗到达父母哪里，必是他们想象着我已病入膏肓，急得出了一身冷汗。我写了一封短信，三言两语汇报了发病，手术以及其后的情况，说得比手上拉个口还简单。这封信上写的手术日期把妈妈弄糊涂了，根据她的日记记载，她怎么也搞不清：为什么手术刚刚结束十一二天，就能在家里谈笑风生地与她通话。这只有远离故乡的人才明白为什么。<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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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无限期长假<BR>　　　　<BR>　　　　几经磨难，生生死死边缘上思考了许多。死已不足为惧，但回过头来，似乎尚未充分体会生之可爱。回顾一生，为这个主义奋斗，为那个事业献身，到头来主义事业象倾斜的大厦，呼啦啦地坍塌下来，头脑中一片废墟。到老牛破车时才到异地重新寻找一块自己的立足之地，依旧自虐式地背负“神圣的社会历史使命”，心力交瘁。死而后已，一辈子活得真苦真累。至此我才真正体会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瞿秋白烈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其自白书中发出的悲叹：一生如永无停止的上坡行驶的负重牛车，太疲倦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活得轻松一些呢？象眼前的澳洲人一样，不去咀嚼历史，也无暇瞻顾未来，只追求此时此刻的快乐。把自己抛入蓝天阳光丛林海滩之中，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即便是沉浸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填满每一个欲望的毛孔，也不失为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BR>　　　　偶然翻开一本西方杂志，一个有名气的老头谈他的生存之道：把人生视为一个无尽的假期，充分地享受每一天假期的生活。说得好，活了半辈子从不知人生假期是何种滋味，对我来说现在开始还为时不晚。我来澳洲几年，苦读博士学位，而且是我不喜欢的儒家哲学。它不厌其烦地劝导人们，人生在世，应该先修养品性（修），再安定家族（齐），而后治理邦国（治），最后平抚天下（平），一辈子灵肉不得安生。中国人祖祖辈辈的老牛驾辕式的生活就是从几千年前倡导“修齐治平”那个年代开始的。我不想再套着这样的枷锁生活下去，我打电话给指导教师冯先生，告诉他我因病不打算再读下去了。他愤愤指责：“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就是事多，一会儿生病，一会儿休学，专门生事。”我怒不可遏，我有病关大陆什么事？！一句话顶回去：“病不是我自己想得的，但我有权决定我自己的事。”放下电话，又笑了，何必生气，世界上想不开的人多着呢，让他们去修齐治平吧。随即写了一封信通知学校：“无限期休学”。然后开始了我无限期的长假。<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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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不能手术<BR>　　<BR>　　终于把库伯医生盼回来了。库伯医生看了一眼ＣＴ报告单，扬起片子看了看，问：“你的脑袋有什么不正常的感觉吗？”“没有，为什么？”其实那次手术后，我仍然经常头痛，夜间脑子里发出轰鸣声，因为太经常，我把它们视为正常。他不紧不慢地说：“你的脑瘤复发了。”<BR>　　　　如果没有去年那个“脑瘤消失”的意外惊喜，也许我还能够坦然承受，本来它就是存在和持续生长的嘛。但是瘤子消失的好消息和一年间的欢欣鼓舞，加大了我面对这个事实的心理落差。我呆住了，半天才问：“多大了？”库伯医生依旧是那种可敬不可亲的态度、轻描淡写的语调：“大约两厘米乘一厘米半。”“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上吗？”他摇摇头，指着片子：“向右移了半厘米。”我心里升起一阵恐惧：复发点不在原来的位置上，如果这个邪恶的东西满脑子乱窜，我的脑袋挖多少洞也应付不过来呀！库伯医生三句两句结束了谈话：“你再去做一个ＭＲＩ（核磁共振扫描），然后去见罗赛尔医生，商量手术的问题。”我脚步沉重地走出医院，我意识到面对病痛的日子又开始了。经过了这些年，虽然我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勇气面对病魔，但是成为健康人的希望终究是破灭了。<BR>　　　　罗赛尔医生仔细地看着片子。他的头顶又少了一些头发，鬓角则多了一些白发。这回他没有开玩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认为你的瘤子已经不适于手术。”他指着片子，“它的位置已经非常接近脑干。”他在纸上写：“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看我很迷惑的样子，他又画了一个脑子的草图，解释：“除去大脑、小脑，其余的部分统称脑干，包括中脑、脑桥、延髓等。这里有密集的神经，如果触动了一点，就会造成半身瘫痪。”“那怎么办呢？”奇怪，听到了最坏的结果，我的心反而平静了。“我们现在只能求助于放射治疗，现在有一种最新的放射治疗技术。你可以去见我们医院放射科的专家。”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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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脑袋钉钢钉<BR>　　<BR>　　　　ＲＰＷ医院座落在东区，是澳洲最有名的医院之一。其知名度与ＲＰＡ医院齐驱并驾。我先做了一个ＭＲＩ，不到二十分钟就出了结果，然后拿着片子去放射肿瘤科见医生。脑科的主任医生陈医生和放射科的主任医生桑缪尔医生给我会诊。看来这位陈医生就是黎医生的老公了。他身材高而匀称，一派学者的儒雅风度，相貌英俊并且透着睿智和自信。我暗自赞叹他与妻子两人真是才貌“四”全。桑缪尔医生是很典型的医学专家的形象，讲话轻松幽默，其中却蕴藏着精神上的力度，使病人不安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下来，开朗起来。他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这么说你是陈大夫的妻子介绍来的，她很关照她的丈夫呀。”大家都笑，冲散了我的紧张。<BR>　　　　他们看着片子商量了一会儿。桑缪尔医生告诉我他们决定给我做“Ｘ刀”，他说：“治疗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把一个立方形的钢架套在头上，”他拿来一个钢架做示范，“在这四个角上用四根钢钉钻入颅骨，把钢架固定在头上，然后你躺在治疗床上，再把钢架固定在床上。”我听得眼睛都瞪园了：“什么？四根钢钉扎进脑袋？！”桑医生说：“是的，这是为了保证头颅的绝对稳固，放射点的绝对准确。放心，不会扎穿颅骨的，而且我们会给你一种强力止痛药，你不会感到太大痛苦。”“要做多少个疗程？”据我所知放疗的一个疗程就要很多次，这样我的头骨不扎成马蜂窝了？“这种治疗是一次性，大剂量。真正放疗的时间也就四十分钟。”“瘤子就杀死了？”桑医生说：“一般来说效果很好，治愈率百分之七十左右。最好的结果是全部消失，其次是逐渐缩小，再次是保持原状不再长大。即使放疗不起作用也不必担心。”他指着陈医生：“我们有最优秀的脑外科医生。”陈医生自信地微笑着，冲我点点头。这确实是鼓舞人心的消息，生活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是现代人的一种福分。<BR>　　　　桑缪尔医生还告诉我，这种治疗当然也有风险，多少会杀死瘤子附近的好细胞和神经。对于我来说，首当其冲的可能受害者是面部神经，瘤子离面部神经最近，也许会出现面瘫，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不成问题，几年前做手术治疗时我已经充分做了鼻歪眼斜的准备了。手术后一切如常，对我来说已是额外奖金，澳洲人说“ｂｏｎｕｓ”，我已经享用了几年，如果真的出现面瘫，我是不难接受的。<BR>　　　　医生给我约定的治疗时间在四个月以后，就是说九六年的五月份才能开始治疗。等着吧，在澳洲只有悉尼极少数的医院有Ｘ刀设备，总要排个先来后到。<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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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我们没有经验<BR>　　<BR>　　　　ＲＰＡ医院放射科的专家坦尼森医生正在国外，我等了几周后才见到他。坦尼森医生四十多岁，温文尔雅。他读了我的病历后第一句话是问：“你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四十八岁。他上下扫瞄了我一眼，轻轻地说：“啊，你是这么年轻。”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澳洲男士对女士的恭维话。我已经不年轻，家庭操劳和虚弱的身体使我的面容早就超过了实际年龄。他的话是带着婉惜的口气说出来的，后面的意思是：对于这种难以治愈的顽症来说，我的年龄是太轻了。我从中判断出了治疗的难度，心中又是一阵不安。<BR>　　　　坦尼森医生慢声细语说：“你有几种选择：一，什么也不做。目前瘤子对你还没有明显的影响，你可以静观它的发展，觉得不好时再进行治疗。当然越大越麻烦。二，手术治疗。由于瘤子的位置不好，不论什么时候做手术，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三，放射治疗。过去我们通常是采取放射疗法，但是它对良性瘤的疗效不如对癌症明显。”说一条，他在纸上写下一条。难道没治了？见我倒吸了一口气，坦尼森医生不慌不忙地继续：“还有第四种选择，放射手术。我们医院引进了一种最新的科技叫做‘立体方位放射治疗（Ｓｔｅｒｅｏｔａｃｔｉｃ Ｒａｄｉｏｓｕｒｇｅｒｙ）’，也叫Ｘ刀。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他画了一块东西，“这是瘤子。”又在瘤子周围画了大弧圈，“这是机器，”从弧圈上引出许多线条指向瘤子，好象半径线，“这是机器放出的射线，它们的方向聚集在一点，具有很大的能量，可以最大限度地杀死瘤细胞，速度快，又不损伤周围组织。而普通的放射治疗射线是平行发射，杀伤力小，还会伤害其它正常细胞。”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我问：“这射线是什么东西？”我非常害怕那些钴锶镭等带金字边的化学元素。坦尼森医生又开始连写带画带说，好象对着一个医学院的学生，说的东西完全超出我的知识范围和英语范围。我只明白了一点，那射线是电子加速器射出来的电子束。<BR>　　　　关于计量当量的问题又讲了许久后，坦尼森医生坦言道：“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们医院才开始使用这种机器，我最近到瑞士学习了半年刚刚回来，象你这样的病例，我们还没有经验。请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治疗。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转到皇家威尔士王子医院。他们应用这种技术好几年了，很有经验。”这位大夫的诚恳诚实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冒险在没有经验的大夫手下治病。我决定转院。<BR></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