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la1019

<FONT size=4>趋吉避凶<BR>　　<BR>　　　　尽管我是学马列主义出身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固执地认为宗教迷信是人类软弱无知的产物，但是我不愿意永远做一个禁锢在某个之井底的蛤蟆。我深信风水命理是一门科学，只不过人们现在尚无法揭示其奥妙而已。<BR>　　　　周大师的话极具影响力，回到家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地收拾一切红色的东西。我衣柜里所有的红衣服不由分说统统塞进了箱子，一张沙发的红色座垫和靠背，三下五除二拆了下来，然后藏得结结实实，只留下弹簧和麻袋片裸露着。八岁的女儿不知我病之深浅，不以为意，被哥哥勒令：“收起你的一切红色衣裤！”女儿极不情愿：“我穿红色的衣服和妈妈生病有什么关系呀？”“你不是听到了吗？红色‘妨’妈妈，你想不想让妈妈病好？”听说要承担这么严重的后果，女儿只好依了。至于红色怎么个“妨”法，无人可得要领。<BR>　　　　消灭了红色，就该轮到搬家了。我家住在悉尼的西区，是贫穷的移民区。红黄棕白黑人种混杂，治安混乱，空气污染，房屋破旧。只有一点好处，什么东西都便宜，包括住房。按算命大师的指点，我的归宿在东北方向。悉尼的东区靠大海，老一代的富豪多住在那里，房子虽有年头，但都是豪华住宅。北区是商业区，各大公司的总部多设在那里，其中不断地产生出百万富翁，因而被人们称为新贵区。各种风格的新建别墅不断向北扩展，延伸几十里地。这些地方环境固然高尚幽雅，但昂贵的房租令我们穷苦的留学生从来不敢问津，只能舍而求其次。我在细细密密的地图第一百六十八页上，以我家为轴心画一个直角坐标系，在坐标第一象限上（东北方向）确定了在我家附近可以接受的区域。然后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跑了十几家房屋介绍所，看了几十间房子。又得照顾方向，又要选择风水。终于，在离我原住址开车两三分钟的地方选中一个单元。从比例尺为１：２７４，０００ 的地图上量，距离坐标轴心偏北一毫米，偏东五毫米，好歹算是往东北边挪了。<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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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游戏体制<BR>　　<BR>　　<BR>　　　　澳洲有个词儿叫“play the system”， 姑且叫“游戏体制”吧。说白了就是钻政府体制的空子。比如偷税漏税，没病装病，冒领津贴等待。总之就是跟政府玩老鼠捉猫的游戏。这种事情澳洲有，中国也有，全世界都有，不足为奇。我自己也眼见身历过几个小游戏，写出来并非以警世人，只是社会生态一瞥而已。<BR>　　<BR>　　一 玩税务<BR>　　<BR>　　　　每年七月是一个财政年的结束和下一个财政年的开始，全国上下开始报税活动。到澳洲的第一年我自己报税。领来一张税表，按照上百页的报税指南，一项一项，老老实实，忠诚无诈地填写。一千多元的税，退回来二百多元。高兴得不得了。跟人一说，懂行人说，你太亏了，你的收入在五千元以下，所交的税款应该全部退回。人家说，不要自己报税，花几十块找会计，一分一厘都不会损失。<BR>　　　　七月是会计挣钱的最好时机。一些中国留学生很有眼光，读一两年会计班，搞到一个文凭就当上挂牌会计。我有几个留学生朋友当会计，循规蹈矩，干得很有名气，每年我找他们退税，又快又好。可是人心不足，当我听说有个中国会计，由他办理的退税，比任何地方都退得多，收费还特便宜时，我决定投奔他。<BR>　　　　这位会计叫飞利李。他在各中文报纸上的广告极有魅力“天算地算，不如李飞利神机妙算”。他的办公室在一个会计师楼，还有一个公用的洋人秘书，看起来很象那么回事。飞利年轻，干练，把税单交给他，不需多说，三下五除二填好了税表。我只要一签字，完事。<BR>　　两个星期后，我拿回了全部上交的税款。好事要和大家分享，于是热心地向朋友们推荐飞利李。那一年，经我推荐去他处的就有五六个，包括我的一个澳洲好朋友，她在飞利那里退回的税款比往年多一倍，一个劲儿地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BR>　　几个月后，税务局来了一封信，要复查我的全部税务情况。就是说要查看一切抵消税务的帐单收据，比如，因工作所需购买的办公用品、劳保用品，上班消耗的汽车费用、汽油钱……，其实我的工作是简单劳动，用不着电脑、参考书和工作服，我上下班不用开车不用汽油。无奈李会计都做在了帐上。在李会计那里报税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打电话来：受到税务局查税通知，你是否也被查？一时间人心惶惶的。原来，那一年税务局盯上了这个姓李的家伙，他给人退税的数目太大，引起税局怀疑。细查之下，这位老兄连会计执照都没有，替别人偷税漏税，自己也牟取暴利。<BR>　　　　倒霉的是这群报税者，多数人提不出证据，只因多退了一二百块钱，罚款竟达几千元。大家说，应该联合所有飞利李的客户，告他一状。说时很激忿，却没人愿意出头。自己乖乖交两三千块罚款，买个教训就算了，谁有工夫去折腾，折腾半天又能弄出什么结果来呢？更重要的是，自己也确实占了小便宜，打起官司来理不直气也不壮。算了。<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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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税局可是不依不饶，一面罚了大家的款，一面又和联邦警察局作为公诉人联合起诉飞利李。公诉人需要六十个证人。最后是否起诉成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一个个联系那些占小便宜吃大亏的报税人出面作证，几乎遭到所有中国人的拒绝。我的一个朋友也收到联邦警察的电话，她拒绝得很委婉：“我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来。”我说：“为什么不作证，把那家伙绳之以法。要是找我我准去。”她说：“麻烦太多了。有很多帐目说不清，弄不好把自己也搅进去。还可能抹下一笔黑，将来入籍都成问题。”花钱消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国人心态大抵如此。<BR>　　　　我被罚了多少呢？接到复查信时，我正要回中国探亲。我给税局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机票复印件，说等我一回来就把所有票据寄去。我回来后不再工作了，从此和税局没有交道，那笔帐也就不了了之。不过我养成了一个毛病，下意识地把所有帐单票据都积存起来，有用的，没用的，连青菜水果的发票都当宝贝一样留着，存了几大盒子，明知再也派不上用场，总是不敢扔。还有一怕，一提到税局税务就象碰到一个深坑，赶紧绕着走。其实被查那年，我挣的钱并不多，加上配偶孩子等等一切累赘，如果自己报税，按照条例照样可以一分不差地退回来。<BR>　　　　２００３年，我收到税局的信，因为９３年没有按要求配合税局复查，罚款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块两毛三分（包括十年的利息）。呜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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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二 玩工伤<BR>　　<BR>　　　　老张是丈夫在北京的熟人，比我们晚来澳洲。丈夫把他介绍到自己工作的厂子做临时工，干搬运。老张心里很不平衡，在中国官职不小，上班抽烟看报纸，一天轻轻易易就混过去了，钱也不少挣。晚上回家有吃有喝，有老婆有娇女。在这里受什么罪？老张整天吵着要回去，但是不能空手而归，多少要挣点钱，才有脸见乡亲父老。算一算，刨去房租伙食及上下班车费，每周能攒下的钱微乎其微。老张只能忍着，抢银行的心都有。<BR>　　　　上天眷顾，发财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天，货架上一个纸箱掉下来，砸在他的头上又顺肩滚下来。还好纸箱是空的，货架也才两米多高。老张的脑子快，立即闭眼倒地，不再动弹。他被送进医院，老张不会说英语，也不用说，只是闭眼呻吟。医生给他照了Ｘ光，做了ＣＴ，什么问题都没发现，只好诊断为轻微脑震荡。老张从医院出来直奔我家，说，大姐，这次我咬定了他们。资本家的钱不拿白不拿。大姐，你英语好，又能说又能写，你可一定要帮助我！<BR>　　　　我这人，咳，脸皮薄。如果不是请我贩毒杀人，一般是有求必应。<BR>　　　　先带老张去找华人医生。好沟通不是？只要你说头晕头痛背疼，虽然无据可查，也得记录在案，每星期看上一两次，看多了不也就成了有据可查的“工伤史”了吗？然后去劳资关系部，领一些工伤赔偿的文件和表格。其后就是无尽无休的阅读文件和有关机构的来往信件，填写各类表格，见律师，与保险公司洽谈，到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诊所专科大夫处检查身体，照片子。我是老张的随行翻译，即使人家安排了中文译员，老张也要拽上我，听听译员有没有搞鬼，少译多译或篡改本意。而他不管在哪个场合，只咬死了那几句话，头晕头痛背疼，卧床难起。我私下认为，他无病无灾，其结果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BR>　　　　他当然不用去工厂工作了，工厂不仅应该赔偿工伤费，还得赔偿误工费。白拿工资还不够，一百五十斤的身板搁在家里不是白白浪费了？他又找了一个砖瓦厂，斗志昂扬地去搬砖。我劝，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吧，保险公司也不善，专门养了一批人，带着摄像机跟踪这些要钱的。我知道一个人，朋友的朋友，上班受伤，本来按保险条例，他可以得到三万元赔偿。这位老兄在等待赔付的过程中跑到一个建筑工地扛大活去了。开庭时，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这笔数目，当庭播放他在工地上生龙活虎的身影。录像长达三个小时。这位老兄傻了眼，只得到几千元的医疗补助。老张不以为然，时间就是金钱哪，我小心就是了。自此出门先四下巡视有否可疑车辆，可疑人影，鬼鬼祟祟如散发反动传单。</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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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折腾了一年，终于有了结果。保险公司竟然真的赔偿了。五千元。后来我和一个洋人朋友聊起此事。洋人说，在保险公司这叫做“nuisance”（讨厌，麻烦的意思）赔偿。就是说，保险公司也知道其中有讹，但是又没法证实或推翻，也没有时间跟这些小案例周旋，赔上万儿八千了事。而老张的“病症”据说在医生中也有个专业词汇叫“某国背”（为了不伤该国国民的自尊，将国名隐去）。早年，大量的某国人移民澳洲，有些人厌倦了干活，就找医生装作头晕背疼，以骗取工伤赔偿。查来查去查不出毛病，又架不住那些人一趟一趟地看，于是医生就发明了一个新的医学名词“某国背”。看来游戏体制早已有之，各国有之。<BR>　　　　老张拿了这五千元，很失望。说，怎么也应该拿个十万八万的呀。这地方真不是人呆的，回国！令他稍有欣慰的是，这钱再少也合人民币三万块钱呢。在九十年代初，国人有这么一笔钱就很不错了，再加上打工攒的钱，更多。<BR>　　　　后话，九十年代末，丈夫回国，又见老张。彼时他已是腰缠几百万贯的大富翁。我怀疑，那钱也是游戏体制得来的。<BR>　　<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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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一天，接到小孙的电话，说搬家了，一切都安排好了，要开一个暖屋派对（澳洲人习俗搬新家，开一个大型派对，叫“暖屋”，住起来才一切顺利），邀请我参加。她说新家在亚力山大海湾。两层楼面对海景，下面是大客厅，上面有三个睡房。我恭贺她买新房了。她说，哪里，是公房。就交四十块钱房租（收入的百分之十）。你们还不赶快申请公房。<BR>　　　　申请公房哪是那么容易的？无数人在排队等待。如果想住在内西区，起码要等十年。而亚力山大海湾，富人问津的地方，十五年也轮不到一家。另一个朋友告诉了我小孙夫妇在一年时间内得到公房的秘诀。有一种房屋叫做优先公房，是是照顾危重病人、残疾人和极端困难的单身家庭的。为此小孙曾拖着两个孩子住进教会的流浪人收容所。慈善为怀的教会多方努力，帮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申请到了优先公房。<BR>　　　　我决定不去给他们“暖屋”。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有一次，在我家附近的购物中心停车场碰见他们，大包小包的东西塞了半车。他们说，那里什么都好，就是东西太贵了。他们每星期要来“贫民区”采购一次。<BR>　　　　<BR>　　　　人的贪婪本性是天生的，猴子能变成人就是一大印证。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的贪欲更是无穷无尽。报纸披露：警察受贿，与黑社会沆瀣一气；有名的大律师偷税漏税，共达几百万。等等。这些人才是游戏中的主角。我讲的几个小故事只不过是下层人微不足道的小把戏，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玩法。中国人聪明，到了澳洲会了一点英语，或者不会英语，看出了一点体制上的漏洞，就开始玩了，小玩不打紧，被查出来，罚个千八百块买个教训。关键是若玩大了，总有一天要折跟斗。“天理昭昭”，要不然古人怎么会编出来这样的话来呢？<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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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三 玩福利<BR>　　<BR>　　　　一个洋人朋友告诉我，他家隔壁住着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看似单身母亲，其实女人有丈夫，住在别处，每个周末来相聚。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拿单亲的高津贴和公房。他把这事当新鲜故事告诉我，其实我还有比他的更新鲜的，不好意思跟他说而已，不过在中国人中间说说倒不怕。<BR>　　　　我是在社会福利部排队办事时认识小孙的。她怀里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女孩，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女孩，拉拉扯扯地绕着她的腿转。她招呼完这个招呼那个，挺狼狈。我逗逗那个大女孩，就和小孙搭上了话。一聊才发现，我们住得还挺近，相隔一条街。我同时瞥见，她手中要递交的表格是单身家长津贴申请，心里怪同情她的。其实象她这样的单身母亲，经济上不用发愁，社会福利中最高津贴就算是单亲家庭了，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家庭补助，牛奶费及租房补助，一周可以拿到将近两个成人的工资。只是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精神上多么凄苦。我把电话留给她，需要帮助时请说话。我和她前后脚出门，见门外台阶上坐着一个男人，起身接过一个孩子，四口人坐进一辆汽车。孩子管男人叫爸爸。 我脑子里打了个问号。<BR>　　　　不久我真接到了她的电话。说有事情要出去，请我帮她照看一下孩子。我到了她家，两室一厅的房子，干净整齐。家电一应俱全，高级音响还带卡拉ＯＫ，还有一架乳白色的钢琴。男的也在家，怎么看都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两个人开着汽车出去了。我带着孩子玩游戏，唱卡拉ＯＫ，混了六个多钟头他们才回来。后来他们又找过我几次看孩子，每次时间都很长，当然，都是义务的。小孙和我熟了，渐渐没了防范之心，又没心没肺地爱说，我才弄清了底细。小孙说，单身是假的，拿的钱多。丈夫也领救济金，单身汉的救济金比有配偶的多。给丈夫报一个假地址就可以骗过社会福利部了，又可以多拿一份房屋补贴。他们两个还有一个清洁生意，打扫好几个地方，一周收入一千五百不在话下。闹了半天我义务给他们看孩子时，他们去打工挣钱。她劝我，你也办个假离婚，领单身母亲津贴，好多人都这么办的。我不齿，他们再找我看孩子时，我总是借故推脱。<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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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四 苏联女人<BR>　　<BR>　　　　紧接着叶琳娜搬进对门。叶琳娜来自苏联，是楼里唯一招眼的白人。她身材丰满，皮肤紧绷绷的。看不出有多大岁数，说二十多岁，三十多岁都可以，后来根据她的个人历史推算出她已经四十多岁了。<BR>　　　　和斯家截然相反，她一搬进来，就开始了和我们无尽无休的交道。第一天我们的门就被她敲响了四五次。先是把屋子里里外外的钥匙交给我们一副代存，以备不时之需（我甚是感动，只见第一面就受到这样的信任）。一会儿又来取钥匙，说自己不小心把门撞上了。再一次来说窗子打不开，窗帘挂不上，请丈夫帮帮忙。深夜了，又是敲门声，她说新买的报警器不工作。我睡眼惺忪地瞪着密密麻麻的说明书，研究了半天发现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我说明天问问商店吧，他们会帮你解决的。她还是不依不饶，终于在子夜时分报警器响彻全楼。<BR>　　　　如果说第一天搬来，百废待举，多敲几次门情有可原，却不知从此敲门声不绝于耳。晚上回家拉着我陪她一起开门进屋，说屋里太黑，怕有人藏在里面。或突然惊惶失措地闯进我家，说屋里有个动物，待我们一家手持棍棒冲进去，发现是一只从窗口飞进来的蚂蚱。她不断地重新摆换家具，摆好一次，就请我们去参观一次，说明这样摆放的道理。兴致来时，抱上一大落相簿来我家，从她的婴儿时代讲起，悠长的历史消耗整整一个夜晚。<BR>　　　　无数次的造访被造访还不够，若是在楼梯或大门口碰上她，又是没完没了的一席话，不是寒喧，是很认真的谈话。比如正好碰到她去找工，她会从提包里掏出厚厚的一本工作资历，一页一页地展示，一段一段地讲解。顺便说说，在打印工作资历时，敲了我三次门，要了三次打印纸，二百多张，说是要还，但一直没还。这倒没什么，问题是我得站在那里，耐心地把这上百张纸的资历听完。<BR>　　　　叶琳娜对楼里的每个人都自来熟，走家串户，迎来送往，没心没肺地喋喋不休。她象个不设防的城市，城门八方大开，每一个人都可以探其究竟，到头来她自己倒霉。一天夜里骤然传来她的号啕大哭，原来回家见房门大敞，电视机、录像机，录影机全都不翼而飞。哭声惊动全楼，各户轮流参观现场，没人提出有用线索。叶琳娜眼中露出锋利的神色，盯着我问白天是否看见了什么。我替她保存着钥匙，无端沾上了瓜李之嫌。奇怪她那套防盗系统怎么还没工作呢。她问我要走了钥匙，我觉得有些受辱，又觉轻松，以后免吃挂落。不料几天后，她又敲门，递给我一套新钥匙，说换锁了。<BR>　　　　说不清叶琳娜是做什么的，她经常找工作。每找到一个，总是兴奋地说，老板非常喜欢我。可一两个星期，最长不过一个月，她就被炒了鱿鱼。再找到工作，还是兴奋，老板和我特别投缘。尽管她一再赞美老板，却不断被炒。最后叶琳娜决定自己当老板。她是学戏剧的，在苏联时曾是戏剧学校老师，现在准备重拾旧业。她印了一大堆广告散发到各个小学，又在废品站买了花花绿绿的纸壳碎布，以备化装和道具。过了些时候，她说已经有一个人报名了，很是欢欣鼓舞。又过了很久，戏剧学校还是没办起来，总共只有两个人参加。她说澳洲人真是没意思，不懂艺术。知道我的女儿选修戏剧课，就常跑到我家来，和女儿一起憋粗了嗓子，念上几句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BR>　　　　周末的晚上，叶琳娜穿着麻纱长裙，紧身半袖衫外套着挑花小坎肩，像小白桦歌舞团的演员。见人就说她去单身俱乐部跳舞，一点隐私也不保留。一个星期六早上我要出门，先从“猫眼”向外窥视（这已经成了毛病，以前是避免迎头碰上斯家，不打招呼不好，打招呼又不理；现在是怕碰上叶琳娜，必是一顿说不完的话），恰见叶琳娜送一个男子出门。男人看起来挺不错，腮帮刮得青青的，戴付眼睛，温文尔雅。叶琳娜脸上闪着幸福的光彩。我们一家人的脑袋都挤向“猫眼”。女儿说，这回叶琳娜不用到处串门了。我倒是替她高兴，她是太寂寞了，寂寞得只有在与别人的喋喋不休中才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不幸的是男人只来过那一次，再无踪影。叶琳娜还是出入一人，还是串门聊天，周末跳舞。<BR>　　　　半年后叶琳娜搬家了，因为找不到工作，房租又涨了。临走时，留下一纸箱书，说是和戏剧有关，送给我女儿。<BR>　　<BR>　　　　我家在这个楼一住六年。眼见“联合国”居民一家家陆续搬走，或是自己买了房子，或是分到公房，或是换个大点小点的地方，只有我家常驻。房租已从搬进时的一百四十元涨到一百九十元。这些年我们这个区的风水看涨，地价越来越贵。有钱的澳洲人逐渐逼近这个地方，没钱的一步步往西挪。新来的房客多是经受不住近城区房价压力而往西移步的澳洲中产阶级。于是一天清晨，我忽然发觉全楼十五家住户，除了我家竟是清一色的金发碧眼了，并且，家家关门闭户，深居简出，绝对的不互相干扰。<BR>　　后来我家也撤离了“联合国”，搬进了独门独院。回想那些年的生活，也颇多留恋之处。比如我住的三楼，春天远远近近的查卡冉达树开花，从三楼望去，眼下一片片的紫云。晴天，悉尼塔、港湾大桥及市中心高层建筑皆历历在目。节日的夜晚，不必带着毯子食物四处寻找观看礼花的最佳地点，只要消消停停吃过晚饭，站在阳台上，市内几处烟花便尽收眼底。这样的夜晚，本楼居民都聚集在三楼观看焰火，遥望着，惊叹着。焰火的光点在人们眼中闪烁，不觉的，人们的距离就拉近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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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三 斯里兰卡夫妇<BR>　　<BR>　　　　我的正对门住着一对年轻的斯里兰卡夫妇，还有不断出生的孩子。男人的工作是送广告。女人的工作是生孩子。每天一早男人穿上一对运动鞋，背上一个大挎包，怀里还抱上一大堆广告出发了。女人则洒扫庭除，刷刷洗洗，把孩子放在阳台上晒太阳。晚上男人回来，门一关，遂无声无息，连孩子的吵闹也没有。很有点男耕女织，田园小农的意思。<BR>　　　　第一次见面，我堆起一副笑脸，你好。女的稍稍点点头，男的直瞪瞪地看你一眼，不予答理。我的笑容很尴尬地僵在脸上。如果说那个国家的男人是不屑于和女人说话吧，我的丈夫儿子也屡碰钉子。沿着中国边界算了一下，中国和斯里兰卡不搭界，也没打过仗，何至于如此生分？费解。只好谁也别理谁。结果是相邻几年，几乎没有说过话，也不知他们姓甚名谁。这种感觉真别扭。整个楼里，各家虽说没有多大交道，见面至少点头问好。门对门，常有打头碰面的时候，却大眼瞪小眼，形同陌路。<BR>　　　　记忆中只有一次男人和我说了话。那天有人咚咚地敲门，声音又大又急促。我赶紧跑去开门，他站在门口，一脸激忿，两眼怒睁，双手随着滴里嘟噜的话语挥舞，十指挺直，并果断地中止在半路，一幅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凛然。我低头一看，刚才浇花的水从盆底渗出，一注细流爬到离他家门口一米处。他大声地嘟噜着类似英语的东西，我基本不懂，大致知道愤怒的源泉来自那涓涓细流，忙道对不起，拿拖布擦掉。心里发笑，不就是轻轻一拖把的事吗，何至于如见黄泛般反应激烈呢？<BR>　　　　听说我搬来以前，他们和对门的一对印度老夫妇处得很坏，常有口角。后来老夫妇愤愤搬家。我便越加小心，不要招惹是非。搬来不久，发现隔一两个星期，斯家就在门沿上挂一排新鲜橡树叶，地上用白粉画一排符咒，曲曲弯弯的，很有些威慑力。想必是防止鬼邪入宅。因为正对我的门，我就感到有些威胁。想起北京的一个故事，两户对门的居民，一户门上挂了照妖镜正对另一家，后者也挂上照妖镜把妖怪赶回去，赶来赶去，两家险些打出人命。是否我家门上也该挂个照妖镜抵挡一下？想了许久，算了。两国的邪魔交战，不知谁胜一筹呢。只抱不信则不灵的信念，心中也就坦然了。又想到那印度老夫妇，没准就是无法容忍这个不断更新的符咒？<BR>　　　　总的来说斯家过的是自成一统的日子，不和别人交往也不招惹别人，只有一件事不让步，就是在阳台上晾衣服。澳洲人是很憎恶这种事的，市政厅规定阳台上不得晾衣服。美丽的花园城市是澳洲人的骄傲，容不得花花绿绿“万国旗”影响观瞻。在租房时，合同里必有这条限令。政府有巡查员随时检查居民有否违令。斯家不管这一套，尽管楼下有足够的晾衣架给居民使用，他们的衣服尿布浴巾却永远地，日复一日地挂在公共阳台的铁栏杆上。街上老远就可以看见大大小小花花绿绿一大溜衣物随风飘扬。三楼居民从家里往窗外望去，首先跳入眼睛的就是这一堆东西。有人不能忍受报告了房管中介，随后每家都收到了房屋中介的信，说如果哪家再在阳台上晾衣服，将被驱逐出此楼。一家违约，家家受警告。奇怪的是，斯家毫不理会，衣服照旧一溜排开，一副你奈我何的姿态。据说这么做是怕晾在楼下会丢，看来在他们眼里每个居民都潜藏着盗窃的可能性。<BR>　　　　对这个奇怪的家庭，我特地看书研究了斯里兰卡的地理历史，找到了一部分答案。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出于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已，饱经贫困和压榨的穷人在生活中除了明哲保身还能怎么办呢？但是过分了，在澳洲大可不必以邻为壑。<BR>　　　　后来他们搬走了。搬走时是夜晚，和谁都没打招呼。居民并没觉察他们的离去，就象以前没觉得他们住在这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三楼的阳台从此清爽。<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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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二 斐济老头<BR>　　<BR>　　　　阿里的隔壁是斐济人巴杜一家。一家都是斐济印度人。据说一百多年前斐济人从印度输入了大量劳工为他们种植甘蔗，这些印度人辛勤劳动，在斐济岛生殖繁衍，成为斐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BR>　　　　巴杜先生瘦高，皮肤黝黑，是个工人，但永远是衣服整洁，头发油亮，还用摩丝做出一个小飞机发式。他的英语很糟糕，只能蹦出几个卷着舌头的单词，“你好，干活？买东西？”但是见了人总是能笑嘻嘻地寒喧一阵，除了靠那几个单词，就是两手上下舞动的肢体语言。<BR>　　　　多数时间他泡在后院侍弄车子。车子的牌子不好，也老，可是擦得锃光瓦亮，每个部件都一尘不染。巴杜对车的关怀是有原因的，几年前，他的儿子，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开车因为刹车失灵，遭了车祸，半身截瘫，坐在轮椅中，两条腿已经萎缩如两根枯柴。儿子是个英俊小伙，如《流浪者》电影里的拉兹。虽然残废，脸上总是带着阳光般的笑脸，对所有的人礼貌地招呼。他挺给父母争气，是经济管理学硕士毕业，在一个大公司任职。而且他竟然还能开车上班。那辆汽车是为残疾人特制的，刹车及油门全靠手来操纵。每天巴杜把他抱进汽车驾驶座，再把轮椅塞进后门。下了班，又把他从汽车里抱出来，放进轮椅。我总是纳闷，到了公司谁把他弄出汽车坐上轮椅呢？不好意思问，总是有好心人帮忙吧。为了儿子的上下班，巴杜自己只上两个夜班。<BR>　　　　巴杜的老婆比他显得老得多，儿子的不幸遭遇如利刀般在她脸上划下一条条痕迹。她每天都大敞房们，拆洗被褥，刷洗地毯，冲洗房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为了儿子住得舒适。后来巴杜老婆去了一趟斐济，回来家里多了一个年轻女人，很羞涩，不和人打招呼。女人穿一件大花连衣裙，漂亮，丰满。她洗衣晒被，扫里扫外，连衣裙转来转去，颇有风姿。我问巴杜，女儿来了？巴杜说那是儿媳妇，从斐济带来的。想起一些中国男人回国找来的老婆，翅膀一硬就远走高飞。我开始为他的儿子担心，是为了爱情结合的吗？新妇除了照顾丈夫生活还在上英语学校，英语学好了会怎样？想到巴杜老两口拳拳爱子之心，觉得还是多给人念点好吧。<BR>　　　　巴杜每周有两个夜晚在印刷厂打工。那个印刷厂也印中文纸报。每次下班他总是带回几份当天的中文报分发给楼里的几户中国人。给就给吧，他却搞得神神秘秘。见我在后院晾衣服，他低声招手叫我过去，从车里拿出两份报纸塞到我手里。我一个谢字没说完，就被他又摇头又摆手堵回去了，同时他紧张地回头望着他家正对后院的窗口，似乎心怀鬼胎，弄得我也挺紧张。拿着报纸，总觉得不舒服，我怀疑他送我报纸动机不纯。若在楼下见不到我，他就蹑手蹑脚爬上楼，敲开门，塞进一沓报纸。有时其中夹着一份英文小报，他打开一条缝给我看：“Ｂｌｕｅ，ｂｌｕｅ。”然后鬼鬼祟祟地探头：“你丈夫在家？”不管丈夫在不在，我的回答永远是在。巴杜遂嘟起嘴摇摇手，轻手轻脚溜下楼。所谓ｂｌｕｅ报纸就是三级小报，我看也不看扔进垃圾箱。心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应该拒绝他的报纸了。<BR>　　　　最后一次他爬上楼，递给我报纸，蹦着英文单词：“我要搬家了，儿子买的，三室一厅，大花园，俄伍德。儿子买的。上我家去玩？”残疾的儿子能为他们谋来舒适生活，他为儿子自豪得额头放光。猝不防，一个大湿吻贴在我的脸巴子上。没等我反应过来，人已经走了。我擦着脸，松了口气，谢天谢地。报纸的边上写着他的新地址，字母歪歪扭扭的。我看完报，就扔了，没有留下地址。<BR>　　　　巴杜一家搬走后的第二个星期，我的邮箱里塞着一沓中文报，同楼的另一户中国人的邮箱里也有。是巴杜送的。巴杜上夜班，早上五点下班后，必是先来送报再回家休息。一直没有见到过巴杜，但是每星期两次收到当天的中文报纸，两年如一日。后来我和那家中国人先后搬家，没法告诉巴杜，没有他的地址。他大概还在给我们送报纸，我后悔不该怀疑他的居心。<BR></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