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圈2】大讨论：假如中国像新加坡一样采取严酷刑法，能降低犯罪率吗？

2017-05-21 · 2245 阅读

新加坡向来都以一个犯罪率极低的国家出名。有一位中国网友提问道，假如中国也像新加坡一样，采取非常严酷的刑罚制度，例如抽鞭子，巨额的罚款（500新币起）之类的措施，那样会减少犯罪率吗？

网友一：

有天中午，老板一脸兴奋的跑进来，“楼下有人抢劫，持刀的！”。
大家就激动了，在新加坡哪见过这个，商量着要不要组团去看看。公司在CBD，吃饭时间，人来人往，持刀抢劫几乎是天方夜谭。后来新闻出来了，一个印尼人抢另一个印尼人，捅了他一刀，抢了包就跑，没几步被热心民众制服，警察来了，就把人带走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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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是劫匪，上面两位是制服他的群众。
过后，同事们感慨最多的不是安全，而是劫匪的智商。光天化日，抢了就跑，往哪儿跑呀？

对于新加坡的年轻人来说，抓坏蛋似乎是个很正常的事。时不时有这样的报道，深夜看到有抢包的跑，妇女追，后被路人抓获，交于警察，又或是步行电梯，看到有人把手机放在大腿上，姿势可疑，见义勇为人士上前质询，发现他是在拍前边女孩子的裙下，遂抓住，报警，等警察来带人。
社会对犯罪的容忍度很低，你在路上涂个鸦，或是喷个“办证 139XXXXXX”，立刻就成大事了，没抓到，罢了，抓了，就是鞭刑什么的，相当刺激。时不时有欧美艺术人士，来新加坡涂鸦，涂了就跑。这两位德国的，涂了地铁，跑到吉隆坡，又被遣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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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成刑罚分别是监禁高达三年、罚款高达2000元、鞭刑三到八下；以及监禁高达两年和罚款1000元。对于到处都是涂鸦的欧美人士，这个刑罚显然有些难以理解了。

比如著名的“麦可·彼特·费尔案件”：
在1993年，当时年纪仅18岁的费尔跟家人来到新加坡，他故意对当地民众的车子涂鸦与砸玻璃，并涉嫌偷窃，因此被新加坡法庭判处易科罚金3500新加坡元、监禁四个月与鞭刑（鞭笞）4下。由于费尔是第一位被新加坡法庭判处鞭刑的美国公民，且美国政府也出面协调此案件，因此让麦可·彼特·费尔的案件声名大噪。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声称，这是一个极端且严重错误的刑罚，希望新加坡政府能从宽处理，否则将会继续施压。此外，有20多名美国参议员联名写信至新加坡政府，欲求从宽处理。费尔执行鞭刑期间，美国贸易代表说，他们将尽力阻止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在新加坡举行。而新加坡政府则回应，美国应该要多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如美国的法律和社会秩序，并不是告诉其他国家该做什么。

刑罚执行之后，费尔的案件被各大媒体广泛的报道，世界各地有数十家媒体前往新加坡，以便随时获得案情的最新资讯。纽约时报发表了数篇文章与评论，强烈谴责新加坡政府的行为，并号召美国市民涌入新加坡抗议。

把美国人打完之后，就简单了，谁画谁打，不分国籍，后来大家就也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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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长治久安，和谐社会的条幅相比，新加坡更强调居安思危，常见这样的条幅，“低犯罪率不意味着没有犯罪！”
回到问题，我不认为酷刑是主要原因。治安好，新加坡只是做到了这几条而已，“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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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二：

先给结论，不能。
题主明显认可了“乱世重典”的统治逻辑，才会有此疑惑，再正常不过。是的，残酷的刑罚的确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能产生威慑力，但是，这不仅只是简单的提高刑罚的残酷程度去吓阻公众。
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刑罚的震慑性，体现于刑罚的必然性和及时性。通俗点说就是，出来混，必须会还，而且是马上还。
法律运行的流程不单指立法，还包括执法。举个例子，学校之前只规定对迟到的学生通告批评，为了学风建设，变成了开除，就能根除迟到现象了么？如果不保证执法必严，违法立究，还是会存在学生抱着侥幸心理违规的现象。
在中国尚不属于法治社会，法制漏洞百出的情况下，照搬新加坡的治理思维，固然是行不通的。何况，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存在很大争议，民主的表面之下，运行的是强权。

但是，这是我想说的话么？不是，我想说的是题主的另外一个逻辑：“刑法能解决掉犯罪问题”：即只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立究了，犯罪也还是能够得到根除。
其实中国早就将这种刑罚观点投入到现实中实践了，那就是“严打”。
严打是中国司法名词，为依法从重从快，“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略表述，是解决一定时期中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而依法进行的，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活动。·严打_百度百科
第一次1983年严打，方针是“从快”·“从重”，以及时性和残酷性指导司法。
能降低犯罪率么？能。
严打”开始不到半年，全国治安形势就见好转。据统计，1983年8月至12月，全国除二省一市外，发案率下降10%的有七个省份、下降20%的为八个省份、下降40%的为两个省份、下降50%的为两个省份。同时，就所发案件的内部结构看，重大刑事案件也呈现明显地同步下降趋势，其中强奸案下降4.7%、伤害案下降5%、杀人案下降24.6%、投毒案下降43%、抢劫下降72.6%、盗窃下降45.7%。在此期间，“严打”共打掉犯罪团伙19.7万多个、逮捕流氓犯罪分子数以十万计，缴获各类枪支1.8万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检举线索150万起、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万、投案自首10万多名。一时间，经过浩大的人民战争，犯罪似乎被压制了下去，治安形势也逐渐好转。

但是从长远看呢？非但不能，还会适得其反。
经历了为期三年的严打，社会治安状况理应好转，可是事实上，自1985年起，我国犯罪案件又开始缓慢上升，重大刑事案件发案趋势很不稳定。经过1989年公安机关大力纠正立案不实，是年中国的立案数为197万起，发案率为万分之十八，犯罪数量几乎接近83严打时犯罪数的三倍。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各式各样的实证研究一致指出，提高刑罚最好的效果是“没效果”，最差的效果则是“提高人民的暴戾气息，微幅增加暴力犯罪”。
比惩罚犯罪更重要的，是预防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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